她家原来住在平川市北边的铁路宿舍里。她父亲是平川市铁路局电务段段长，“文革”中惨遭迫害英年早逝，是伯母，辛辛苦苦拉扯着两个女儿慢慢长大。铁路宿舍是一排排的平房，每家都是里外两间。那时候是平均主义，电务段长的住房与扳道工、装卸工没有两样。丁露贞家的隔壁住着的恰恰是一个扳道工，叫武幸福，但“文革”风暴一起这个人就立马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武文革了。武文革在单位成立战斗队造反不说，还把大字报贴到丁露贞家里，把她家的门窗全糊死了，弄得屋里像黑洞。“文革”是1966年“5月16日”开始的，七八月份达到高xdx潮时天正热，而丁露贞家却不能开窗通风，因为糊在上面的大字报不能损坏，损坏了就得按破坏革命运动处理，轻则批斗游街，重则判个反革命罪投入监狱。谁还敢轻举妄动？于是，七岁的丁露贞被捂出一身毒痱子，每个痱子上都顶着黑尖儿，那个难受劲儿可想而知！而此时偏偏另一个挨批判的机务段长的家属领着孩子被集中到丁露贞家，于是，又把襁褓中的露洁传了一身水痘。出水痘是什么滋味，出过的人自然知道，没出过的人查百度也可以知道，总之，就是相当不好受！直到现在我还能在露洁的胸脯和后背上看到细小的疤痕。那时买什么药都买不着，平川药店都造反没人上班了，医院的医生也都挨批斗挨批判靠边站了，谁有了病只有忍着。

    这时，武文革的儿子――十一岁的武大维却胆大包天，竟悄悄帮助丁露贞家。他斗胆将丁露贞家窗户上的大字报全撕掉了，还帮丁家安了纱窗，一下子让丁家从捂得像地窖一般的潮热中解脱出来。晚上武文革回来看到丁家变了样，便过来追问是怎么回事，武大维勇敢站出来说：“爸，我干的，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吧！”武文革抡圆了胳膊就给儿子一个大嘴巴，而武大维倔犟地把脑袋一梗，说：“打吧！打死我你就断子绝孙了！打吧！不打你是我儿子！”

    多有心计的孩子！一句话说得武文革放下了举起的手。当时丁露贞和母亲就站在一旁，对这一切看个满眼。丁露贞从小就是个感情丰富的女孩，武大维的表现在她的心里深深地扎了根。而自运动开展几个月以来，丁露贞的父亲已经连续多日没有回家了。她禁不住问母亲：“我爸怎么这么多天不回家呀？”母亲说：“可能是忙吧，他是铁路局最年轻的段长，自然应该多干点。”然而，没过几天，一个铁路局的职工在晚上跑到丁露贞家告知地母亲说：“嫂子，赶紧去铁路局一趟吧！丁段长死在批斗的台子上了，没人敢收尸！”一家人蓦然间都惊呆了！

    平川市位于四省交界之处，正因为平川的这种特殊地理位置，“文革”开始后，它成为本省最混乱的城市之一，是本省的重灾区。1967年初，随着省城的造反派夺了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和省城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权后，平川的造反派也夺了平川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权。夺权以后，由于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发生了分裂，形成了“打派”和“支派”两大派别。这年夏天，两派在平川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伤多人。在对平川实行军管后，虽然形势有所好转，但根本矛盾并未解决，派性活动仍很猖厥，并逐渐影响到参加地方“三支两军”的当地驻军，使得平川的局势更加复杂。为此，平川市曾先后三次成立(或改组)市革委会，领导班子也换了多任，以至于在平川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打得好，支得对，一年一个革委会，干部乱部队，群众活受罪。”从1968年起，平川市先后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两年后，平川市又按照上级的部署，开展了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五一六分子”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反周恩来的人，在“文革”中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在历次运动中，由于派性的影响，出现了许多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的情况，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