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是好房，今天就是危房。所以，危房清剿绝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因此要随时出现，随时解决。一时因为经费问题解决不了的，也要采取紧急措施，以免发生坍塌事故。

    我对这篇文章产生了极大兴趣，因为它说了真话，也敢说真话。我对部分文字进行处理后，作为“记者调查”的特稿加上了《编者按》，写下了一段激情飞扬的按语，然后送给了唐春山审阅。两天之后，唐春山把文章签发了，对我说：“这才是敢说真话的文章。写文章的要有胆量，发表文章的更要有胆量。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

    我说我知道，去年小学出事的事，县长和教育局长都受了处分。教育局长免职了，眼下县长还在风口浪尖上，他最怕的就是安全事故了。所以，这篇文章对县长张家权来说，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可以及时弥补清剿中小学危房工作中的漏洞。反过来说，如果张家权县长不这样理解，认为我们在政府的《送阅件》上发表这样的文章，会给他惹是生非，会加大他县长的工作压力。要是这样，我这个当秘书的日子难过，唐春山这个当办公室主任的日子也更难过了。这也就是说，张家权县长的态度如何决定着我们的政治命运。我们肩上扛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再反过来看，如果我们看到这篇文章而压着不发，要是张县长知道了，他认为有发表的必要怎么办？那就会说我们胆小怕事，不敢揭露问题，没有年轻干部的锐气。总之，看到这样的文章便是拿到一个烫手的山芋，左右为难。

    我把我的分析对唐春山讲了，唐春山说：“你分析得很对。可是，像这种问题，早发现比晚发现好，早说比晚说好。如果我知道了不说，那才是有大问题。我们说了，至少表明了一种态度：政府是敢于正确对待工作中的差错或失误的，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他县长脸上也有光彩呀！所以就要发！如果有问题，我一人担当了！”

    唐春山这么说，我又明白了，遇到这类棘手的事情，得挑风险最小、价值最大的那条路走。

    唐春山又让我给作者打个电话，通知他一下。我回到办公室就给在电台工作的何建生打电话，告诉他，他的调查文章县政府的《送阅件》用了。之后，电话里就传出一个清晰而昂扬的声音：“哈哈，你们真敢用啊！不错不错，你们不做缩头乌龟，让人觉得政府还是有希望的，并不是见了问题就捂盖子的。”

    何建生在电话里大发了一通议论，然后说：“下午，我请你和你们唐主任吃饭，我把我们局长凡尘也叫上。好吗？大家认识认识，将来我也好巴结你们这些政府官员，一回生二回熟嘛！哈哈哈哈！”

    有人请吃我很开心。我明白，何建生请的是唐春山，而不是我。我只是一个陪衬而已。作陪衬的人是没有架子的，架子一般都在主要客人身上。只要唐春山去，我就去。我处理好一个文件之后，就去告诉唐春山。唐春山说，何建生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正好他老婆今天去乡下了，没人做饭呢，真是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天气冷了，喝点酒暖暖身子也好。唐春山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洋溢着被人请吃的喜悦。我知道的，对于他们这类部门领导，饭局是司空见惯的，有时也对此事表示反感。但是，有两种时候是不反感的，一是陪上级领导的时候，二是自己老婆不在，吃饭没着落的时候。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唐主任也是必然要去的。这就是：广电局的凡尘局长也要参加何建生的宴请。凡尘是唐春山的高中同学，他们是去年同时任命为单位正职的，两人的名字打在同一份红头文件上。在政治生命上，他们属于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

    2

    何建生的出现先声夺人，他是大声哼着《郎在对门唱山歌》进门的。何建生穿着宽厚的大衣，进门时卷进来一股凉风，而屋子里的暖气却倒灌了出去。在他进门之前，我和唐春山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