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该做的事。”

    说实话，我不喜欢听何建生说的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一听就是那种假马列主义者的口气。广播电台有五名记者，只知道何建生是最后进去的一个，他是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进来的。其他几个记者我都认识的，他们的文字水平可能都在何建生之上。有一年，因为编辑部主任采写了一篇小学教师长期调戏女生的案子，教育局找广电局的麻烦，一直闹到县委书记那里，称不该公开报道这样的事情。编辑部主任本来是广电局副局长人选，马上就要任命了，却为这事写了检查，不仅没有提拔成，连原先的职务也免掉了。杀了一只鸡，所有的猴子都胆怯了。何建生年轻气盛，而且做得高明，他并没有把他的调查在电台里播出，也没交给报纸发表，而是寄给了政府首脑机关的《送阅件》。从某种意义上讲，何建生转移了风险，让我和唐春山两个责任人承担了。因为有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与作者本人的关系就不大了。反过来看，何建生也把风险背后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提升到了最大限度，因为如果县上领导对他的调查报告予以肯定，成绩当然就是他何建生的。我想，这便是何建生聪明的地方了。

    何建生火起来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知道有个何建生了，他从一个没名气的小记者变成了个有名气的小记者。领导们不是赞赏他的文采，而是欣赏他的活力锐气和新闻嗅觉，欣赏他敢于冲着县长的面直奔而来的勇气。那些天何建生频繁地跑到政府办公室来，在唐春山那里进进出出，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至于他们聊什么我不知道，但那天何建生来到我办公的秘书室小坐片刻，很诚恳地对我说：“丁秘书，我弟弟在你们这里上班了，尽管是个做饭的，也请你多多关照啊！”我笑了笑说：“我能关照什么？他做的饭好吃，我就多吃些。”何建生说：“呵呵，多吃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之后，何建生又跟其他秘书打了相似的招呼。至少有两点是可以判断出来的，第一，何建生跟他弟弟感情很深，他很关心弟弟，也很看重弟弟的这份工作。第二，何建生是个很会来事的人，他知道弟弟要来政府食堂做饭了，方方面面打个招呼很重要。食堂是后勤股管的事，与秘书室无关。大家都是政府公务员，也许他们并不在乎一个做饭的，甚至有的永远不可能跟一个做饭的打交道，可何建生却把工作做得纹丝不乱、滴水不漏。当晚还摆了四桌，请秘书室和后勤股的所有干部吃了一顿酒。

    于是我也就纳闷了：何建民不就是政府机关食堂一个普通的厨师吗，干吗要搞得比国家干部上任时还隆重？

    可以感觉出来，何建生这小子是个人物。

    4

    在行政机关工作，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某人不认识的时候，即使从对面走来，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一旦认识了，不是常常碰到，便是经常听到关于他的各种消息。我和何建生就是这样。

    但我无论如何没想到的是，何建生在广电局居然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似乎不仅仅是不受欢迎，而是人人讨厌他。我不明白，一个模样帅气的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好坏也算个小记者，怎么会让人人讨厌呢？人们讨厌他什么？据说是讨厌他不说人话，讨厌他自私。何建生平时说话大口大气的，一副官腔，一副假马列主义者的样子。比如他早晨看见局里的路灯没关，他会说：“国家电力供应紧张啊，浪费不起啊！”你伸手关了不就得了，怎么一说就上升到国家电力紧张的高度了？同事跟他拉家常，说小孩不想做作业，何建生说：“你们没有好好培养孩子的人生目标啊！孩子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不就是孩子贪玩嘛，干吗扯到人生目标上了？人家就说了，清华大学一位副校长是我们这里的人，他小时候一直贪玩呢。此外，同事们还说他自私、贪小。据说他跟同事下乡采访，农民给他们玉米棒子，每人十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