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省、市上访的钉子户，从上边抓回来之后，基本上都要集中在那儿关一阵。平时，逢到人大、政协之类的大会或者是上头有重要人物下来，也会将难缠一些的老上访软禁到那儿，活动过去后再放出来。你放心，今天下午人代会闭幕，花大明他们这批人马上就会出来了。”

    黄一平从董成那儿得悉此情，马上给花大明老婆报了平安，道：“弟妹你放心，大明很快就会放回来。他出来后，你让他到城里家里来一下。”

    关于海北关人一事，黄一平马上向廖志国做了简要汇报，说：“这个出租车的事情，可能有点意思。我想在海北呆一个晚上，等到那批司机放出来了，再了解点具体情况。”

    “行。可以悄悄进行，现在先不要惊动任何人。”廖志国吩咐。

    晚上十点左右，花大明果然来了。黄一平一见，对方脸上竟然没有半点沮丧之色，反倒像是刚从什么地方领了奖回来一样，有点兴高采烈的意思。

    “怎么？在里面没受什么苦？”汪若虹妈妈问。老太太是花大明的姑妈，对娘家侄儿自然亲近。

    “嗨，受什么苦呀，简直享受了几天贵宾待遇。我敢说，那些参加人大、政协会议的领导，没有我们舒服。”花大明满脸不在乎，道：“住的房间，全部按三星标准装修布置，洗澡间里盆缸与淋浴都有，电视是液晶宽屏，一日三餐荤素搭配味道可口。关在里面可以唱歌、下棋、打牌、睡觉，每天还有二百元的补贴，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上网、打电话，也不能出门。这样的日子，不要说三五天，就是三年五年我也愿意！”

    黄一平虽然不想听他说这些吃吃喝喝的琐事，却也没有轻易打断。从花大明这些叙述里，他倒是嗅出了另外一些味道——这个所谓培训班，安排得这样周到，更加说明出租车里面有名堂，海北县这边即使没有见不得人的黑幕，也似有什么难言之瘾。

    接下来，黄一平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根据花大明的叙述，有几点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

    其一，更换这批出租车前，关于新车的采购与配置，各个出租公司和司机们曾经提出，应该搞成几种牌子、型号并存，如此拉开档次了，才有利于多层次消费。即便需要外观统一，只要重新喷上同一颜色的油漆就行了。可是，公司与车主们的意见最终却未被采纳，而是强制推行了单一品种。

    其二，购买出租车的主体是车辆的拥有者，即司机或他们挂靠的公司。买什么样的车，如何采购，整个操作过程应当由他们做主，至少有他们的参与。而且，按照常规，应该实行招、投标制，允许几个经销商进行价格与质量的竞争。然而奇怪的是，这批车的洽谈、采购，全部是由政府主导，其过程只有交通局副局长任潮涌等极少数几个人掌控，完全是黑箱操作。

    其三，出租车出现质量问题，本应按照合同进行交涉，更换、退货或替换不合格配置等等，都是不难做到的事情。可是，无论司机们如何反映情况，及至后来的群体上访、罢运、堵路，县里总是对车辆本身的问题讳莫如深。一年前，政府甚至不惜让交通局拿出千万元巨资出面补偿车主，也不肯同商、厂家进行交涉。到目前为止，大家都不知道经销商是谁。

    其四，在出租车司机历时数年的上访中，主要以县委办主任冯肖兵、交通局长吴少红、公安局政委顾锋等几个人为主接待处处置，其他人很少介入。而且，不论司机们态度、做法如何过激，这些官员都一直非常克制。这次的所谓培训班上，县里一年一度人代会这么重要的会议，这几个领导也依然白天轮流在精神病院分别陪同，晚上几乎全部到场。包括那个参与选举的顾锋，也是把很大精力放在这几个司机身上。

    上述种种现象，不仅有违常理，而且也不符合于树奎的一贯强硬果断的行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