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而是由他安排在省委食堂吃工作餐。逢年过节，冯开岭免不了会上门拜望，烟酒茶加上阳城土特产品总要带一点，年处长始终把握一个原则——现钞、购物卡、金银首饰之类的重礼不收，同时也会顺便从家里拿些烟、酒、茶之类的物品回赠。另外，在年处长来阳城公干或开会，相遇在一些公开场合，两人尽量不显示亲热状。年处长曾经自我解释：“我这做组织工作的，本身就令人瞩目，自己更加要注意严格要求，低调行事。”在黄一平的记忆中，这么多年来，只有冯开岭时常求助年处长关照，还从来没有见到年处长有事求过冯市长。因此，一旦年处长有事相托，冯市长当时表情的变化，黄一平并不能准确解读，甚至相当迷惑。之后，当冯市长将年处长所托之事，再转交于他来办理时，黄一平则完全抱着一副竭尽全力的态度。他觉得，帮了年处长的亲戚，既是在为冯市长还一个天大的人情，也是在为冯市长自己的未来作铺垫，没有理由不用足力气。

    从省城回来不几天，果然就有一个什么大江房地产公司的陈总找来，说是年处长的亲戚。按照冯市长的吩咐，黄一平以最高规格接待了陈总。原来，陈总相中的那块地虽然不大，却是一块肥肉——占地大约五十多亩的原水泥制品厂，地处东郊高档社区附近，两年前工厂倒闭后，职工大多由局里内部消化，且无任何搬迁安置任务，不仅市里已经有好几家开发商看中，而且交通局自己也想开发利用。更为棘手的是，那块地当时是工业用地，如果变更成商业用地还需很多麻烦的手续，另外也要付出不菲的费用。事情这样复杂，当然不是黄一平所能够摆平，只好马上报告给冯市长。大概两三天后，根据冯开岭的旨意，黄一平把陈总领到邝明达那儿，商定了一个暗度陈仓式的操作办法——那块地先以明达集团的名义以低价拿下，为了避免动静过大或被别人抢走，不走公开拍卖程序，而是通过内部简易程序象征性交了点费用，做了由工业用地转商业用地的变更手续，直到把整套批文全部交到陈总手上。事后听邝明达悄悄抱怨说：“明达公司为了办这些手续，前后花费了几十万元冤枉钱。”黄一平听了也只好一笑置之，心想你冤枉钱又不花在我身上，有胆子向冯市长、年处长他们发牢骚去。这事很快就在黄一平的记忆里淡化了。后来多次在省城碰到年处长，包括逢年过节到年处长家拜访，大家都没再提起过这件事。不过，那个陈总中途又来找过黄一平一次，有事要找规划局。当时黄一平正在会议上，就在会场外边匆匆给于海东打了个电话，说有个冯市长的客人马上到规划局来找你。陈总走后，黄一平又给于海东发了条短信，大概内容是交代对方，这个人背景不一般，能办不能办的都得办，而且不要再向冯市长请示，以免领导为难。眼下，不知那个凤凰小区，到底出了什么大乱子，竟然让堂堂规划局长如此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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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规划局长于海东的办公室，里面早已是雾气腾腾。

    这个平时几乎烟酒不沾的上好男人，面前的烟缸里已经堆了好几支掐掉半截的烟头，手上夹着的一支也积了好长的烟灰。平时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的于大局长，此时正围着比床铺还大的办公桌，在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办公室里转圈圈儿，那神态动作恰如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或被逼急了的丧家之犬。见黄一平进来，于海东也不多话，而是朝桌子上一份材料努努嘴。

    黄一平拿起一看，是一份印着《城市早报》文头的公函。再一看落款处的名字，黄一平头就大了。早报记者黄光明这个名字，不要说堂堂市府秘书黄一平，就是阳城普通市民，多数人也不陌生。

    《城市早报》是中央某权威新闻单位在本省办的一份都市类报纸。由于根在京城，本就来头不小，办报地点又在边远的沿海省份，这份早报便有些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像众多本地报纸受到诸多拘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