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赢”，第二方案名曰“请君上轿”，第三方案是“泰山压顶”。

    前两套方案后边将会用到，无需细说，这里只说说遭到弃用的第三方案——泰山压顶。

    按照设想，黄光明既然能写出那么多有分量的批评报道，就一定是个软硬不吃、高低不就的货色，任凭十八般武艺用尽、三十六计使绝，依旧刀枪不入油盐不进，最终还是拿他不下，怎么办？这时，于海东忽然想起，他曾经有个大学校友，如今正是北京某权威媒体的人事处长，而该媒体恰好是《城市早报》的上级主管。于海东跟该处长原本并无深交，只是多年前学校百年校庆时有过一次同桌就餐之谊，当时彼此交谈甚欢，相互观感不错，就互留了名片，约定有机会到家里作客，有需要帮忙的事言语一声即可。因此，于海东当即在办公桌抽屉里一通翻江倒海，终于将那个处长的名片搜出。

    既然有这样一个关系，可以泰山压顶般压将下来，为何又要作为第三选择排在末位？为此，当场也有些争议。按照明达集团老总邝明达的意思，赶紧打个飞的去到北京，花上三万五万的把那个处长摆平，黄光明还不乖乖放下武器束手就擒？于海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他感觉那个校友言谈举止文雅，倒也未必一定是贪婪之徒，但有了几万元垫衬，再加上校友这层关系，就凭他一个人事处长，解决这点小事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可是，黄一平却站在更高层面上，作了更深一步的考虑。他说：“你们想过没有，凤凰小区这件事本就疑点重重、毛病多多，多惊动一个人势必多一个人知悉其中弊端，相应也就增加一份危险，谁能保证那个人事处长就与阳城没有什么牵扯与勾连？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万一有了怎么办？再说，新闻单位可不像政府机关或民营企业，官大一级压死人，上边喷点吐沫下头就得打伞。像黄光明这类名记者更是轻易不会吃这一套，这种人凭本事、业务吃饭，脾气本来就硬，如果把他惹毛了，不要说你隔了几层的一个人事处长，就是顶头上司社长总编恐怕都不买账。到时候就怕泰山压青松，青松挺更直，麻烦就更加大了。”

    一席话，说得邝明达、于海东两人频频点头，说毕竟是在政府机关、领导身边工作多年的大秘书，考虑问题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政治性政策性强。于是当场商定，这个方案放在最后，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轻易使用。

    黄光明坐了中巴车从省城出发时，给于海东手机发了一条短信。

    于海东马上回信：车站门口恭候大驾。

    下午五点不到，黄一平与于海东两人在阳城长途汽车站门口迎下黄光明，把他接到邝明达那辆宝马前排座上。

    上了车，于海东把自己和黄一平作了介绍，对开车的邝明达却暂且不提。黄光明端着一副并不挺拔的身板，紧绷着脸，拿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姿态。黄一平却不闲着，一边使出当初做老师时的嘴皮功夫，由同姓本家、五百年前是一家之类硬往上扯，一边注意观察面前的这个不速之客。这一观察，还真有些发现——这位大名鼎鼎的黄记者，着一身既不合身也不配套的西装，里面的衬衫领口已经露出一缕棉线，脚上的皮鞋表面光彩照人，底上却裂开一道口子，袜子也是与季节不相宜的夏用丝袜。此人也不讲究，上了轿车就掏出烟来抽，却是那种十块钱一包的红南京，硬壳烟盒竟然被揉压得皱皱巴巴。一看这副作派，就知道郑小光所言不假，其家庭境况即使算不上城市赤贫，也大抵与普通市民相当。这么远跑来搞批评报道，却是孤身一人，好象也不太对头。想当年在教育局工作时，黄一平也被派出参加过报社的通讯员培训班，知道舆论监督讲究证据的可靠性与规范性，采访取证一般不得单独进行，就像公安、检察、纪检找人谈话，一个人采制的材料最后到法庭上终究不被承认。这个黄光明单身闯曹营，虽说有些勇气可嘉，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