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到十分窝囊。他只有想办法把苏一玮拉下来，才能解除心头的不平，说不准还有可能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反败为胜。

    卫国华一想这些问题，就联想到了另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这便是制度约束和民主监督。他总认为，当下口头上对制度建设、民主监督提得非常响亮，为什么真正做起来会有那么大的难度，或者做得不彻底呢？除了制度本身不健全，措施不得力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调动起监督者的积极性，没有把民主监督当成自觉的行动，或者说监督者的监督与不监督，监督的好与坏与他的切身利益没有多少关联，他们得不到监督给他们带来的实惠，反而还要冒着被打击报复的风险。如此说来，当下的民主监督很多时候是消极被动的，当这种监督付诸行动的时候，就变成了温良恭俭让。

    卫国华由此做出这样的推理：如果苏一玮是执政者，他卫国华是在野者，他要能抓着苏一玮的把柄把他赶下台，他就可以上台，那他肯定会光明正大全力以赴地去监督他，去挑他执政过程中的毛病。如果这样，他的监督就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别人不会指责他卑鄙，也不会说他动机不良，社会舆论也会支持他去监督苏一玮，民众也会维护他的这种权益。反之，如果他在台上，苏一玮在台下，苏一玮也有这样的权力来监督他，他也得谨小慎微，须得好好执政，检点自己，必须有一种为民众办事的强烈责任感，随时还有危机感，如不然，被对方抓住把柄，他就无法继续坐在执政者的位子上。

    当然，卫国华十分明白，这样的设想也只是他随便想想，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现实的社会制度，更无法超越国度。当他的思想绕了一大圈回来，又落到了苏一玮的事上时，他仿佛为自己寻找到了更多的应该这么去做的理由，心也开阔了许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苏一玮能做出那样的事来，难道我就不能为社会还他一个真实的面目吗？群雄逐鹿，鹿死谁手现在尚无定论，真正的赢家是笑到最后的。他突然想起杨明山曾在他面前说过，王文达要请他吃个饭，他以忙为由没有答应。现在，他觉得到时候了，应该见见王文达了。杨明山也好，王文达也罢，无非是他手中的一个棋子，或者就是一个小卒，虽不起眼，也引不起对方的注意，正因为如此，才具有隐蔽性和杀伤力，强敌往往就是败在小卒上的。

    王文达早就想通过杨明山请卫国华吃一次饭，一来以答谢为由，增进一下上下级的关系。二来也可以测试一下提拔他的事发展到怎样的层面了。他非常明白，只要卫国华答应他的邀请，就意味着他的事儿彻底敲定了，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可能性有多种，一种情况是，现在还不好说，或者还有些问题。另一种情况是，卫国华实在太忙抽不空儿，或者是他的级别太低，还不够资格邀请卫国华。如果这样倒也罢了，怕就怕关键时刻掉链子。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多得很。过去就有人被组织部考察过了，以为自己真的要当什么局长副局长了，尽人皆知，没想到上了常委会，突然被卡下了，一下被搞得土头灰脸，见了人远远地躲开了。他最担心的就是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他实在丢不起那样的人，也经不起那样的打击。

    这天下午，他突然接到了杨明山的电话，说卫国华今晚有空，答应了他的请客。有了这一句话，他便知道他的事情彻底解决了，也知道他的那份特殊礼物被卫国华接受了，这使他感到无比欣慰。那份特殊礼物，就是他弟弟王文忠送给他的那盘录像带。

    他弟弟很尽责，事发的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告诉了他。自从他与杨明山定下了幕后的交易后，他就很少上弟弟的家门，有事电话中能说清楚的就在电话中说，电话中说不清楚的就让弟弟到他家来。他怕去弟弟家勤了，让钟晶晶知道她对门的邻居就是他的弟弟，更不希望将来事情败露了让钟晶晶怨恨他，让大家唾弃他。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