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天的斟酌，方案还是只能写个大概。还必须再和宋校长商量商量。问题的根本就是股份制，然后明确到具体谁占多少股。因为涉及到个人的核心利益，这样的事做起来当然很难。

    胡增泉往宋校长的办公室跑了几趟，宋校长都没有空谈。等到快下班，宋校长才打来电话，要他过去商量。

    农副产品深加工系列研究课题已经结束三年了，研究过后，留下了一个肉食品加工厂和一个蔬菜综合加工厂。两个实验加工厂的生产规模不算小，目前的产值已经有六千多万，仅固定资产，也有三千多万，远远超过了当初拨给的一千三百万的科研经费。也就是说，工厂已经由原来的科研实验转变为生产经营。这么大的生产厂，当然应该有一整套科学的管理和经营体系。宋校长早就让胡增泉拿一个详细的方案出来，但胡增泉提出的股份制，还是让宋振兴校长有点吃不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厂是由国家下拨的科研经费建成的，申请这个研究项目和经费时，上面就明确写明研究成果和财产的所有权归国家。国家拨款建成的工厂却要给个人分股份，是不是私分国有财产，这必须要搞得清清楚楚。胡增泉说，我查阅了许多资料，也向相关法律界的朋友做了咨询，他们说按目前国有企业的管理规定，只要能使国有企业保值增值，股份制承包制等许多形式都是可以的。现在许多国有企业也改成了股份制。另一方面，不改股份制，责权利等都不够明确，经营就没有活力，工厂也难以快速发展。

    道理可能是对的。宋振兴深思一阵，问打算怎么分股。胡增泉说，当年国家总共给了我们一千三百万科研经费，这一千三百万虽然有很大一部分支付了劳务等费用，我们还是假设这一千三百万都买成了工厂的固定设备。那么工厂的国有资产就是一千三百万元。但目前的固定资产扩大到了三千多万，这其中的增值部分就是我们的劳动创造的，应该归我们全体参与劳动的人员所有。但我还是觉得再拿出七百万划分到国有资产里面，然后把三千万固定资产分为三万股，这样国家应该占两万股，个人占一万股。国家股归学校所有，个人股分给个人。这样划分了，以后就按这个股份来共同分摊责任和利润。

    宋振兴说，但我总是有点担心，明明是国家出钱建的厂，我们却要分股份，如果拿了钱，心里肯定不踏实。

    胡增泉笑着说，宋校长和我一样，思想还是一时从旧观念中转变不过来。国家是出了钱，但这钱通过我们让它增了值，增值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劳动成果，我们理应分享，但我们没有独享，而是把国家的投资也算成股，按股分成。我觉得这样就很科学很公平，这样既能使国家的投资增值，也照顾到了各方面的利益，又让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然后对整个社会作出贡献。这样的好事，也符合实事求是，也符合三个有利于。

    宋振兴不住地点头，胡增泉明白这是对他的话表示赞同。胡增泉觉得没必要再做解释再说什么。但宋振兴还是担心地说，我们都是国家干部，再拿一份股份，你还要查一查，看这样合适不合适，有没有法律或者政策的依据。

    胡增泉明白了，他觉得宋校长也是想搞股份制的，就是心里不踏实，怕违反了规定或者不合法弄成贪污什么的。胡增泉说，我早就查过了，上面有这方面的政策，允许企事业单位的科研人员兼职办企业。你是科学家，虽然是校长，也是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从哪方面说，都允许你兼第二职业。我认识一位院士，人家在三四个科研项目上兼职，也兼了几个大学的名誉教授，一年拿的报酬，最少也有一百多万。

    宋振兴说，既然是这样，那么就按你的想法去办。胡增泉又请示个人的股份具体怎么分，问宋振兴有没有个大概的设想。宋振兴说，这个权力也归你，由你去办，到时列个表给我看看就行。

    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