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佩一本正经地说：“我上个月发的工资还一分都没花呢“。

    “去什么去？你忘啦，今天中午全体工作人员要在食堂集中吃忆苦饭。”

    一听说忆苦饭三个字，姚佩佩的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这忆苦饭，半个多月前不是刚吃过一回吗？怎么又要吃了？”

    这时，谭功达等几个人在送走省领导之后，已经回到了会议室，在白庭禹的主持下，会议继续进行。

    姚佩佩在县里已经呆了两年多了，可对这里的工作极不适应。没完没了的会议、下乡、培训，数不清的表格、剪报和文件弄得她整天晕头转向的。姚佩佩最怕下乡了。有一次，她被派到梅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闹双抢”，站在齐膝深的水田里学插秧，倒是觉得挺好玩的。可等到她走到田埂上，看见自己的小腿上竟然趴着五六只肥肥的蚂蝗，其中有一只居然一半身子已经钻到她肉里去了！当即两眼一黑，一头就栽倒在水田里……她不知道这个县到底有几个乡、几个镇，多少个自然村，就连线机关到底有几个下属单位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她常常因为送错了文件而受到钱大钧严肃的批评。

    单单这些倒也罢了。可单位里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她能看得顺眼的。就连办公室一个普通的秘书都显得神抖抖的。你要跟他说句话，或问点什么事，人家不眨巴着眼睛把你琢磨老半天，是不会轻易回答你一个字的。可自己的那只手的确也犯贱，跟人说话时总爱在人家肩上拍两下。有一次，她差一点没把管收发的老童拍得背过气去。钱大钧为这件事不知道跟她发过多少次脾气了。姚佩佩又发誓又赌咒，暗中不知把自己的祖宗骂了多少回，从此变得沉默少语，不像以前那样咋咋唬唬的了。可这样一来，钱大钧又说她看不起群众，独来独往，自命清高，小资产阶级倾向严重。弄得姚佩佩一生气，把手里的铅笔往桌子上一摔，像个疯子似的，冲着钱大钧哭叫道：

    “反正我怎么做都是不对的了？是不是？！”

    她这么一叫，把钱大钧也镇住了。看到她泪眼婆娑的样子，大钧只得拍了拍她的肩膀，好言好语来哄她，谁知佩佩不依不饶：

    “你不是要我不要跟人拍拍打打的吗？可刚才是谁拍我来着？”

    办公室里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钱大钧也只得讪讪地笑。姚佩佩就知道刚才那句话又说错了，却又不知错在什么地方，心里又气又羞，只是拼命的绞着自己的衣角来解恨。

    经过这件事，姚佩佩谁也不爱搭理了。没事的时候就一个人托着腮帮子，看着窗外的一棵大杨树，呆呆地出神。她觉得自己在县机关还不如当初在澡堂子里卖筹子自在呢。她一个人闷坐在办公室里，在那儿想着不着边际的事，想着想着就终于想出了一件要紧的事情来了。有一回，姚佩佩在随钱大钧下乡的途中，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别的县都有县长，有书记，为什么梅城县单有县长，没有书记呢?”

    “书记是有的，”钱大钧道，“只不过他刚上任就病倒了，一直住在疗养院，因此你不曾见过。”

    “既然他生了病，不管事，为什么上面不另外派个书记来？”

    钱大钧想了想，脸上的表情渐渐地变得暧昧起来。他绕着弯告诫佩佩道：“假如我是你，不该问的事我就一个字也不会瞎问。”

    姚佩佩赶紧冲他吐了吐舌头，扮了个鬼脸。

    县里每过两个月，就会对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民主考评。考评的成绩就张贴在走廊的布告栏里。自打她来县里上班的时候算起，姚佩佩的名字每次都排在最末一名，每次都是“差”，或者“较差”。她只得过一次“中”。那一次得“中”，也不是因为她表现好，而是因为她自己得盲肠炎住了一段时间的

    医院。

    无论她怎样卖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