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牧业小区建了100多个，可成排的圈舍里面就是看不到牲畜，不是政府的工作做得不够，而是老百姓根本就不给予配合。因为畜牧业生产也有风险，并不是猪牛羊养起来就一定赚钱，还要受价格周期、市场供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影响，老百姓禁不起太多折腾，所以他们不看准了绝对不会去冒险。再来看企业改制，虽然国家已经有政策支持一些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可以申请破产，但丁伟民所领导的天河市政府显然对企业改制的困难估计不足，在改制成本还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宣布一些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导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上访告状的下岗工人每天都围在市政府的大门口，黑压压一片，有的甚至打出了这样的标语：“下岗职工吃不上饭，饿死谁来管？”高明就曾经见过让他揪心的一幕：一次他去天河煤矿沉陷区下岗工人家中调研，其中一户住的是那种不到20平方米的土砖房，因为煤矿采空，地下塌陷，房子已经被撕裂了好几处口子，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高明进屋时，看到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正眯缝着眼睛缝补衣服，由于眼花，她缝得很费劲。旁边的小火炕上，一个七八岁大的小男孩正在午睡，那男孩的脸蛋红扑扑的，虽然有点脏，但他却睡得很香甜。尤其引起高明注意的是，那小男孩的身上不是盖了一层被子，而是罩上了一张吃饭用的四角炕桌。高明不解地问老大娘这是为什么？老人家叹了一口气说：“还不是担心房子会随时倒塌，我年纪大了，老筋巴骨的砸死了不要紧，如果砸着了孩子，我怎么向他妈妈交待啊！”高明这才明白。一瞬间，高明的心里难过得很。高明又问：“那孩子的父母呢？”老太太回答说：“孩子的爸妈离婚了，孩子判给了他妈，他妈为了养活这个家，外出打工赚钱去了，只留下我这个当姥姥的领着孩子，每个月靠捡破烂和孩子他妈邮寄的生活费为生。”老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抹眼泪。高明的心里很痛，从这户人家出来之后，街道办事处的随行人员告诉高明说，其实孩子的父亲在天河煤矿下岗后，因为生活所迫，参与了抢劫，已经被法院判了刑。孩子的母亲也不是外出打工，而是为了养活这个家去南方某地做了小姐。随行人员轻描淡写的陈述却在高明的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想象不出一个三十好几的女人做小姐能赚多少钱，他联想到那些在火车站附近几十元就陪睡一次的女人们，她们一个月要做多少次才能攒够孩子的生活费。这样想着，高明的心情忽然不好起来，他又转身回到了那户人家，从口袋里掏出200元钱交到了老太太的手中。老太太用颤抖的双手接过钱，对高明千恩万谢，差点给他跪下。

    虽然天河市的老百姓们生活困苦、度日如年，但是一些官员们却生活得无比滋润、活赛神仙。他们出门就坐高档小轿车，动辄一顿饭就花去上千元。在他们眼里这车、这钱、这待遇，都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他们这种倒行逆施，与老百姓的清苦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致干群关系日益激化，上访告状的群众络绎不绝，各种揭发检举材料也像雪片一样飞向了各级纪检监察部门。

    丁伟民和普通的官员不一样，他每天都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想，自己今年都54岁了，也干不了几年了，最好趁着自己位高权重，再狠狠地捞一把，然后退到人大或者政协去养老。在丁伟民的人生观里，不管你采取何种手段，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那你就是王者。别看丁伟民没读过几年书，但是他却经常捧起《厚黑学》研究一番，他认为做人只有心狠手辣才能另辟蹊径，独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丁伟民甚至在心里计划着，等到自己退休了，就在南方沿海城市买一栋别墅，然后雇佣年轻漂亮的女人每天侍候自己，好好地颐养天年。

    丁伟民捞钱的手段和其他贪官们没有什么两样：一是逢年过节收受的礼金；二是替别人办事摆事接受的好处；三是发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