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扬长而去。

    冯富强不管怎么说，主持着科里的工作。可又没人来我家里宣布，我和柳如眉由谁“主持”工作。这样我家里就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包括晚上“唱歌”，过去总是采用那种“男上女下”的体位和姿势，可自从她担任副科长后，却时不时要到上面来。我很不习惯这种“角色”置换，这基本等于她要“填词”，而由我来负责“作曲”。可不说五线谱，我连简谱都不懂，“作曲”的难度委实大了一点儿。每次她在上面我在下面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被强暴的感觉。她在那儿翻身农奴把歌唱，我心里却像打翻了那种五味瓶，不知有多少种滋味一齐涌上心头。

    柳如眉那个副科长的“含金量”比我高出许多，因为她所在的那个局的“含金量”比我们玻管局高出许多。柳如眉所在的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局。如果说自从“一玻”、“二玻”垮台后，我们玻管局其实啥也不管外，柳如眉所在的那个局就啥都管。她所在的科叫“计划科”。这个科管着很多紧缺商品的指标。只要她们这个科将指标拨给你，转手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出高出一倍的价钱。比如说你十块钱买了一双鞋子，转手便卖作二十块钱。如果这双鞋子是一万块钱呢？

    当然柳如眉所在的局并不卖鞋子，这里只是打个比方。不过这个局的重要程度倒有点像七十年代的商业局，你要想买一辆“飞鸽”或“永久”牌自行车，给你儿子结婚用，得千方百计找商业局长批条子。

    柳如眉所在的局其实要比七十年代的商业局重要得多！她那个科不仅管着紧缺物资的指标，还管着大量人民币，这些人民币统称“专项资金”或“配套资金”。

    当然支配这些资金和“指标”的主要权力在市长、主管这个局工作的副市长和这个局的局长手里。还有分管这个科工作的副局长和科长。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其实只是两个经办人员，按照市长、副市长、局长、副局长和科长的安排，把这些资金和指标拨出去。支配权到他们手里已经十分有限。

    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虽然没有多少支配权，但他们却有“知情权”：哪些资金和指标支配得合理，哪些比较合理，哪些不太合理，哪些很不合理，这两个副科长最清楚，心如明镜一般。

    贾府里的焦大为啥敢骂主子？就是因为知道的底细太多。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若是焦大，说不准哪一天不高兴了，也会骂出两句“爬灰”之类的话来。怎样才能让他们不骂？就是让他们也去“爬爬灰”。

    因此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手中也有了一点点权力。就像两个忙得不可开交的厨子，再名贵的菜，端上桌前也可先尝一尝。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产生一点点好感，最初就是因为一些不经意的细节，或者那种“共同语言”。共同语言是什么？就是你说什么时我顺着你的思路也说什么。我和陶小北为啥有共同语言？就是我说什么时她总是附和着我说什么，有时甚至我不说什么时，她也总是找着话儿往我心上说，常常让我心中一热，然后就会有那种暖融融的感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没有共同语言，取决于双方愿不愿意有共同语言。愿意就有，不愿意就没有。张三和李四聊天。张三说：回家做点肉吃。李四说：吃肉？肉有瘦肉精！张三说：那弄点蔬菜吧。李四说：蔬菜有农药！张三说：只好吃点粉条了。李四说：粉条里食品胶掺得太多，好吃难消化！张三说：难道喝西北风啊！李四说：西北风？有沙尘暴！如果两人像张三和李四这样，一个说东，一个总是说西；一个说南，一个总是说北；一个说天上，一个总是说地下，一个气得只好去说狗了，一个却又逮来一只兔子，再有涵养的人也会兴味索然，哪里还会有共同语言。

    当鱼在河副科长与柳如眉副科长一个开始说东，一个开始说西的时候，已到了这年的夏末。就在这个夏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