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常务副局长半年以后，老板将局里的工作交给我，他自己则像当年的孔夫子一样，周游列国去了。

    老板临行前对我说，他到外面（指境外）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市里的事情很无奈。

    陶小北已辞去公职，到了美国。偶尔给我来个电话。小北走后，空出一个总工程师位子。另外还缺两个正科长：政秘科长和督察科长。纪检副书记罗一强、李小南、冯富强、康凤莲、老宋以及张不错和王某某，这段时间工作特别卖力，到我办公室跑得很勤。

    罗一强眼巴巴瞅着那个总工程师位子，冯富强盯着督察科长，李小南意在政秘科长。若罗一强做了总工程师，李小南做了政秘科长，又会空出纪检副书记和工会主席两个正科位子。康凤莲想做工会主席，张不错和王某某则想争那个纪检副书记。

    若这几个人做了正科级，又空出几个副科级位子，同志们挨个递补，几乎人人有份儿。因此局里从上到下整个“动”了起来，大家工作都特别起劲，呈现出一种争先恐后的局面，上下班没有一个人迟到早退。只要我一出门，楼道里便会响起杂沓的脚步声，那是司机、通信员、政秘科副科长之类在楼道里跑：司机跑着去开车门，通信员跑着去我办公室打扫卫生，政秘科副科长跑着来提我的公文包。

    看着这么多人围着我忙前忙后，我不禁百感交集。我的“玻管十年”中，那些难忘的，有趣的，使我深受刺激、倍感屈辱的往事，像电影镜头一般，一幕幕从眼前掠过。我的眼睛不禁有点湿润，这些年，不容易啊！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诛文丑，终于由那样一个结结巴巴的鱼在河，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不怒自威的鱼在河。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用这句话“要求”过自己，将此作为毕生追求的人生境界，仿佛自己一生都能做一个“清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现在看来，这样的追求是多么的可笑和幼稚。对现在的鱼在河来讲，我会嘲弄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个“清者”呢？一个成熟和老辣的人，就应该变得像我现在这样：清浊难分，真伪难辨，扑朔迷离。这样才会有人一天到晚看我的眼色，揣摩我的心思，围着我像小兔子一样跑来跑去呢！

    孔子编《春秋》时，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我现在不已成为玻管局这么多同志心中的“尊者”、“贤者”甚至是“亲者”了吗？而我刚到玻管局那几年，能是这么多的“者”吗？那时我只是一匹东北挽马。这种马原产东北平原，后由顿河、卡巴金、奥尔洛夫、阿尔登等马与当地马杂交而成，兼具了这些马的优长，最主要的特点是“性温驯，抗病力强”。什么叫性温驯？就是鞭子抽在身上也不尥蹶子；什么叫抗病力强？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田里干活，从不向单位领导请病假，有个头疼脑热抗一抗就过去了。那几年，我给谁尥过蹶子？就是小牛那厮给我尥蹶子，我都是微笑着面对，即使被这厮踢伤，也只是默默地回家揉着自己身上隐隐作痛的地方。我啥时向阎局长请过病假？即使真的有病，我往往也能“带病坚持工作”。我受了多少委屈啊！问题是我却从不把这些委屈当做是委屈！委屈意味着你失去了什么——因为失去了什么，所以你感到委屈！而我恰恰把这种“失去”当做是一种“得到”——我甚至把这种失去当做是我获取得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如果说最初在玻管局那几年，我还真有什么“经验”向同志们介绍的话，那也只有两点，一是我始终注意不让局里的同志们反感我。我材料写得好，往往能文不加点，下笔千言，像张季鸾当年给《大公报》写社评那样倚马可待。局里有几个同志甚至称赞说，鱼在河那家伙，写材料就像喝矿泉水一样轻松，咕咚一口半瓶就下去了，给阎局长写一篇一万多字的报告只用小半天时间，而且念出来要多顺溜有多顺溜。有些懂得一点儿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