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耀和回到石杨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吃了晚饭，就给浦县长打了电话，两人在电话里决定，马上和汪益鹤、仝处长一起商量下一步的工作。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裘耀和一接电话，是国务院调查组的邵司长：“喂，我是裘耀和，哟，是邵司长，邵司长，恕我失礼，本来中央调查组领导来了，我应该放下一切工作来陪领导的，但是因为我是这次调查的重点对象，我不能不避这个嫌啊!所以……”

    “裘书记，不要客气，”邵司长在电话里非常客气，“这样，裘书记，请你到我们这里来一下，因为我们的调查已经基本结束，想和你见个面，准备尽快有个结论，以便向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汇报，毕竟这件事被电视台曝了光。”

    “好，邵司长，我马上就到。”裘耀和刚走到门口，又回头给浦县长打了电话，把他们见面的时间推迟了。

    邵司长是国家交通部有关部门的领导，也是这次调查组的组长，另外两位分别是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王副司长、交通部的李处长。

    裘耀和坐下之后，邵司长说：“裘书记，我们调查组这次从北京一杆子到县，这客观上来说，给你和县委、县政府增加了压力，更何况石杨扣干部职工工资修路的事被电视台曝光后，成为关注的热点，所以，我们调查组尽可能地不给你们的工作带来影响，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国务院领导的要求，主要是调查事情的经过，不轻易下结论。实际上石杨县扣干部职工工资修路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复杂，因为凡是扣工资的单位，都在每一个人的工资单上写得清清楚楚，而且，这些经费又都如数上交到财政，再由财政专款专用。如果要说为什么发生这件事，应该说是因为我们国家太穷，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修路，修路的事绝不是老百姓的事，本应由国家来负担，可是我们国家需要修路的地方太多，根本不可能一一落实到位，你们能够想出这个办法，从某个角度来讲，为国家解决问题，也为群众办了好事，这和那种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增加农民负担的做法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在领导的思想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强行作出决定，造成一些职工有意见，甚至那么多教师停课上访，影响也是恶劣的，以致被电视台《焦点》曝光。”邵司长的态度十分和蔼，他给裘耀和递了一支香烟，又接着说，“我们的调查基本结束了，明天就要回北京，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工作，在我们调查中，大部分群众对你的工作还是给予肯定的，相信国务院很快就会给一个明确的意见。”

    裘耀和对邵司长的批评，心底还是能够接受的，他只是说：“邵司长，我觉得我在工作中是有缺点的，但是面对石杨这样一个贫穷大县，我的心里非常着急，没办法，中国要用50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的路，这绝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如果我也和那些怕担风险的官员一样，只做做表面文章，吹吹牛，说说大话、空话，也许不要几年，我也会升官的，而我这样做要担着多大的风险!”

    邵司长笑起来了：“所以有人说你是‘人治’呀!”

    裘耀和似乎有些争辩道：“目前，在中国，有哪一个掌握权力的官员不是靠手中的权力来实施他的计划的、，没有办法，现在还不能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在贫穷落后地区，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集中的方式来推动民主，我能不能保留个人意见?”

    邵司长说：“意见可以保留，我一定在适当时机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剑锋先生和你好好切磋切磋。”

    就在裘耀和回家的第二天，也就是张裕富的两个外逃的儿子准备在裘耀和回南江的途中制造暗杀事件的第二天，裘耀和怎么也不会想到，省委副书记匡铁民和市委书记郭玉顺为裘耀和的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

    郭玉顺在秘书的引导下进了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