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主席提出要当办公室主任的要求，那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具备了这个资格，具有了这种能力，担任那个职务是瓜熟蒂落的事情。而这次她想要担任的是副主席的职务，是副科级干部。她在正股级干部的位置上干了还不到一年，而且并没有做出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她觉得现在提这个要求可能有点太早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副科级干部和正股级干部之间有一个质的飞跃，要想漂亮地完成这个飞跃，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陈婉凌并不是付不起这个代价，也不是不想付这个代价，而是付不quot;出quot;这个代价。她内心那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在作怪，父亲二十几年来的儒家思想教育在作怪，一个女性天性中的羞怯在作怪。陈婉凌徘徊在行贿与否的边沿，像在一条冰河与一片火海的交界处行走，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当马原掏出那个装着钞票的信封时，陈婉凌的内心确实受到了非同一般的震荡。这样的情景对于她来说是那样的熟悉而又陌生。熟悉的是在影视剧和人们的口口相传中经常涉及这样的事情，陌生的是在人生真实的经历中这对于她来说还是头一次。她固有的骄傲和自命不凡让她对这种庸俗的做法产生了本能的排斥，可是当马原把信封收起来的一刹那，一幅光明的前景仿佛在她面前缓缓关闭，变成一片阴霾的荆棘地。她在得失之间反复权衡，最终做出了quot;赌上一把quot;的选择。

    陈婉凌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共一万五千元，另外谎称朋友买房子，向父亲借了五千元，凑齐了两万元，拿妇联公用的信封装了，塞在随身挎包里直奔梅主席的居所而来。

    当陈婉凌怀揣两万元赌资站在梅主席面前时才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赌徒，她身上缺少了一个赌徒所应有的爽利和豪气，她变得犹犹豫豫、鬼鬼祟祟，还没开局就先怯场了。

    一堆碗碟很快就清洗完了，婉凌又延捱着抹了抹台板，整理了一下垃圾篓。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她不得不尾随着梅主席走出厨房。

    接下来还有好几个机会都被她给错过了。梅主席甚至直接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看上去心事重重的。婉凌掩饰着说没什么没什么，当她说出quot;没什么quot;三个字时就知道再有更多的机会自己也不可能把握得住了。

    时间一晃而过，转眼已过九点，婉凌不得不起身告辞。

    梅主席也不留她，转身从厨房拧出一个小袋子说：quot;这是我小姑子昨天特地从乡下买回来的土鸡蛋，带几个回去给你妈补补身子。quot;

    婉凌平时常买些水果上门，梅主席有时也回赠些小东西，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所以婉凌稍微客气了几句，就把鸡蛋收下了。

    婉凌拧着鸡蛋刚走到门口，门铃叮咚叮咚响起来，倒吓了她一跳。

    她顺手把门拉开，刚想客气地跟对方点个头，定睛一看，站在门口的老人竟是父亲。

    陈建涛一听说女儿要借钱给同事买房就预感有问题。婉凌一连发了好几天愣，突然凑了两万块钱去梅主席家玩，不是去送礼是去干什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可是犯法的事。女儿急于追求工作上的进步，一时糊涂，可他这个做父亲的不能糊涂，他必须及时地拉她一把。

    婉凌刚到妇联上班时，陈建涛到梅主席家里去拜访过两次，跟梅主席也算认识。后来婉凌当了办公室主任，梅主席还经常让她带些豆奶、芝麻糊之类的东西回来给他吃。鉴于以上两点，陈建涛认为他到梅主席家去一趟也不是什么特别唐突的事情。于是翻出婉凌前几天送给母亲过生日的真丝丝巾，顾不上骑自行车，在路上打了个的士就赶过来了。

    quot;这孩子，总是丢三落四的。quot;陈建涛指着婉凌说，quot;你不是说要把这个送给梅主席吗？你妈帮你收拾房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