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说，刘副厅长并不适合从政。在机关里，刘志新是最没有威严的领导，因为他从不会板起脸来训人。谁要是做错了什么，他也绝不用大道理去批评，只是让那做错事的同志主动承担下来就算完。也许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仕途到副厅也就终结了，所以，他有时候表现得就像一个小孩。有时候他常有惊人之语，说什么一等人才做学问，二等人才做教师，三等人才去当官。计划处的处长和下属们听了就笑，一起批评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说：“你们不知道当官的累，要不我跟你们换换。”下面一起喊“要不得”。中午，他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有时开饭时间延长，他也像一般机关人员一样表示不满，使劲敲打饭盒，只是他敲打出来的是音乐的声音，而且还是西洋音乐，前后的人听不懂，他就介绍说，这是什么圆舞曲，这是什么咏叹调，等等。吃了饭就网罗人打牌。他打牌时特别容易激动，常常为了一张牌而争得满脸通红，全然没有厅长的架子。有时，眼看输了牌，就作弊，偷牌，没有被发现，得意得不得了；被对手发现，先是千方百计地抵赖、狡辩，一旦关键被揭穿，立即乐得前俯后仰。那笑声，整条走廊上都能听见。

    作为机关里的一般群众，最愿意接触的也就是刘志新了。邓一群也喜欢刘志新，不仅因为过去刘志新对他有恩，关键是后来他们还成了一对牌友。在机关里，邓一群的牌技是得到大家公认的，他头脑灵活，而且记性很好，一局牌下来，他能清楚地记得整个牌路过程。省级机关有时举办打牌比赛，邓一群常常能得个什么奖回来，运气再糟糕，至少也是三等奖，绝无落空的时候。有时出差，刘副厅长也喜欢带上邓一群，一方面在工作上，邓一群很能理解领导的意图，另一方面晚上打牌可以联成对手。刘志新不会跳舞，所以，有时下到市里，晚上只能搞点打牌活动。邓一群很喜欢陪着刘志新。

    在周润南没退之前，龚长庚和刘志新之间应该说并没有什么矛盾。那时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周润南和龚长庚之间。但当龚长庚一旦成了主要负责人后，他们中的裂痕就在不知不觉中增大了。这里面的原因，外人平时是很难看得出来的。

    邓一群知道这一隐情是因为那个下午周润南打电话问他关于机械厅上报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的材料情况，邓一群回说刘厅长还没最后签字，龚长庚听了，“叭”的一下生气地挂下了话筒。一分钟后，龚厅长又打来电话，让邓一群到他办公室里去，邓一群进了他的办公室，小心地关上门。龚厅长说：“小邓你把材料准备好，送我一份。”邓一群说：“好的，龚厅长。”

    他该听谁的？当然是龚厅长。这份材料厅里已经研究过好多次了，虽然最后有了初步意见，但反对的意见并不小。龚厅长鼓励省属新桥机械厂上一个新项目。所有的设备也都在一年前看过了，由韩国的一家机械公司提供。刘副厅长看后却认为韩国公司的那套IS标准有一定的问题，比较而言，他更觉得德国公司的要好。回来后他和省计经委的同志联系，发现计经委整个对这一项目并不看好。于是，他就把原准备马上上报计经委的材料压下来，叫邓一群和新桥机械厂联系，再找些材料来看看。

    项目最终通过了，但龚刘之间的矛盾却加深了。龚对刘分管计划处的工作也越来越不放心。

    邓一群在心里想：和刘副厅长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在岳父母的家里，邓一群表现不错，尊老爱小，处处谦让，连保姆都说：“这个二姑爷人真好。”他正常上班下班，下了班就回来，要么看报纸、电视，要不就陪岳母说话。他和岳父之间说话很少，但他却表现得对他老人家很尊重。有时聊起来，就免不了要向老人家讨教人生的经验。其实邓一群自己心里清楚得很，他那个岳父哪里谈得上什么人生经验。能当那样级别的干部，说到底只是他运气好而已。有时候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