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了。邓一群过去就听过这样的笑话：一个中央首长去某省贫困山区视察，问一位老大爷：“这里有没有实现机械化呀？”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你们耕地靠什么呀？”老大爷说：“俺们就靠个牛！”首长又问：“通电了没有啊？”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晚上照明用什么？”老大爷说：“俺们就靠油！”首长继而又问：“晚上还有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啊？”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你们晚上干什么呀？”老大爷四顾众人，口气铁硬地说：“俺就靠个毬！”

    邓一群事实上对这些情况很熟悉。这个乡的情况与他老家那个乡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农村生活就是这样。他在农村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曾经对这些司空见惯。然而当他现在跳出来，从省城的高度，从省委扶贫工作组一个组员的高度，再审视这样的生活，还是从内心有了震撼。他充分感到村民们的麻木。他们自己感觉不到悲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也许，他们中有一些人想过这样的问题，但他们却认命了。他们发现自己无力去改变这个问题。他们更多的人认为命该如此。所以，正像鲁迅先生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邓一群从一本传记里看到，说毛泽东当年在了解了农村的贫瘠后，难过得流下了泪。于是这位伟人提出了要消灭城乡间的剪刀差。中国的农村问题，实际上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邓一群想：城市里的工人失业了，依然还可以领取最低的生活保证金，而农民呢？

    邓一群庆幸自己不仅从农村出来了，而且成了一名国家干部，还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处级领导。看着那些农民苦难的生活，他不能不庆幸。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这些农民实际上的负担很重，一年下来，辛辛苦苦，除掉上缴（这上缴的部分，有国家的，有县里的，还有乡里的，林林总总，名目繁多），差不多不剩什么钱。有的甚至连上缴都交不起。缴不起怎么办？乡里自有对付的办法，那就是扒房子，运粮食。乡村的领导普遍说，现在农村工作难做。而农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也越来越差。

    苗组长抽烟，一个劲地抽，抽得很凶。他的心情看上去很沉重，看到这个样子，他这个做扶贫工作组组长的，不能不感到压力。他说想不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还有这么穷的地方，他们来，一定要做点实事。邓一群听了，自然也有同感。大道理不说，这趟下来，要是做出成绩，他解决正处级的问题，就会容易得多。他相信，有苗得康，他的扶贫担子要轻不少。扶贫就是给钱。有苗得康带头，向省里要钱要好要些，他想。苗得康心理上有压力，他是领导，他要做出成绩来。

    ［74］

    乡下和城里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邓一群就在这两个极端的连接点。

    在心理上，他感受很深。

    下乡的最初那段日子，邓一群真的很想家，很想念城里的生活。这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度反差，让他有点忍受不了。

    第一次回城的时候，与下乡时相隔才不过一个月。他回来的时候是个晚上。他看见了满城的灯火，心情特别地激动。一种久违的感觉油然而生。一切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宽阔的大道，路两边高大而茂盛的法国梧桐。到处是林立的高楼。这些年来，陵州的变化是很大的，城市在一天天地变高。繁华的城市，美丽的城市。到处是漂亮干净的人们。他们衣着整齐而时髦。他们都是自由的人。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区别是如此明显。城市的人们是多么干净啊！

    城市给他的感觉很好。全然不像在乡下。在那个沟墩乡，除了工作之外，他找不到一个可以消遣的地方。很多时候，他或是陪着苗组长，或是一个人在晚饭后，在运河堤上散步。乡下很宁静。太阳把运河的水映得红红的，堤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