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其他的人自然也会好。为他家人，他也必须努力地当官。

    邓一群知道自己要怎样地努力。

    邓一彬也有了些变化，讲话比原来有力量了。一个农民，如今成了老板。身份不一样，说话也就不一样了。邓一群感觉邓一彬的自我感觉很好。他去过他那个厂里的办公室，虽然很简陋，但它的确是个办公的地方。一间房子，墙壁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一张旧办公桌，上面散着几张过期的报纸，一部电话。邓一彬穿件旧西装（那是邓一群淘汰给他的），敞着领口，坐在旧木椅上。不时地有那么一两个工人（农民）进来，向他请示什么。邓一彬就粗声大气地说话，有时还会大动肝火，骂得那些进来的人狗血喷头。“这些人他妈的一点小事也做不了。”他对邓一群说。有钱了，身份就开始不一样，说话做事的方式也开始不一样。像他这样的，就叫农民企业家了，邓一群想。

    除了中国，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企业家被冠以“农民”这样的字眼呢？农民，成了愚昧、贫穷的代名词。即使你是“企业家”也不行，你也还是农民。邓一群没有意识到，事实上他和哥哥身上的有些东西是比较像的。

    嫂子刘正菊现在变得低眉顺眼，忍气吞声了。男人的力量强大了，女人自然就会弱下去。邓一群听他妈妈说，他们前一段日子经常吵架。邓一彬独揽了家里的经济大权。刘正红说邓一彬和外村的一个女人相好，经常给那个女人送钱，也不知是真是假。邓一群听说了默默。一个晚上，兄弟俩坐在屋里聊天，邓一群问他是否有这回事，邓一彬半天也不吭声，好久，说：“别听刘正菊的，哪有那样的事。”邓一群说：“男人么，有也是正常的，只不过不要影响家庭。”邓一彬说：“不会的。”邓一群就知道八成有，正应了时下流行的一句话：男人有钱就学坏，女人学坏就有钱。

    沟墩乡还是那个样子，争取到一些扶贫款后，开始修路。乡里到县上，五十华里。“要致富，先修路。”乡里的劳力全都发动起来了。

    乡里发生什么样的事都不足为怪，什么样低下的事都有，但那次突然发生的一件事，还是让邓一群感觉很吃惊。

    一天早晨，邓一群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看到点心里只有两只包子，而往常都是有油条的。这里的油条炸得很好，又大又脆，比城里的好。炊事员老晁告诉他：今天早晨没有买到，原因是那个三垛村在街上开面食店的姑娘自杀了。

    邓一群听了一惊。那个姑娘邓一群见过，红红的脸，一副老实样子。不漂亮，身材不错。但农村人是不怎么看重身材的。所以，乡里人的眼光，觉得她还是一个很平常的姑娘。邓一群问老晁是怎么回事，在一边陪他吃早饭的乡文书说，是因为她有卖淫行为，被派出所抓起来，畏罪自杀的。

    卖淫？她也卖淫？这让他多少有点吃惊。

    这个小镇子上，只听说那些发屋有些是不正经的。来开发屋的，都是从外乡来的，这样就没有什么人会认出她们。据说她们的价格很便宜，不过一二十元。邓一群有些不信，他问过乡派出所所长，所长笑笑，说：“查过一个，叫红红发屋，那个女的有三十岁了。粮管所的一个会计经常去。让她交待，咬出来一大批，有三十多个。每人罚三千块。”

    派出所这几年很厉害，抓赌，抓黄，成绩很大。说它成绩大的具体表现就在创收很丰。每年县公安局都是指定的创收罚没款任务。派出所的所长姓杨，叫杨健。杨健四十来岁，是个大胖子，邓一群对他很熟，有时晚上无聊时而又逢到他值班，他会请邓一群过去打牌。这个人长了一个很大的啤酒肚，个头高大，力气很大，食量惊人，据说最多时同人打赌，一次吃了十二个馒头。他性情豪爽，在市里、县里结交了不少哥们。在这个小小的派出所，那些干事敬他十二万丈，就是焦作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