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男人生了什么病？”他问。“肝癌。”她说。“治了吗？”他问。她淡淡地回答：“治也没用，人家都说，这是个死病。他还不知道呢，只知道是肝上的毛病。还要治，可家里哪里有钱啊！”她说话那样平静，可能那种苦痛已经被生活压得没有了。这是一个绝症。邓一群问：“你男人多大年纪啊？”她说：“今年四十五。”“你今年多大啦？”他问。她说：“四十三。”邓一群知道她正和自己的大姐邓玉梅同岁。“几个孩子？”“三个，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大的二十了，小的十一。”她说。邓一群问：“那孩子也该能干活了。他们呢？”她苦笑了一下，说：“二十岁的老大是个闺女，今年刚嫁出去。”邓一群默默，说不出话来。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脚上蹬着一双崭新黑皮鞋的邓一群站在岸上许久，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对她说：“这点钱你拿回去给你男人抓点药。”那个妇女立即红了脸，像受了很大的污辱，说：“不行啊，不行啊，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邓一群说：“真的，我又没有给你多少，就是五十块，拿着吧。”他心里当然清楚五十元对一个农妇的意义。五十元在这里绝对是个大数目。

    那个妇女却坚决不要。

    邓一群心里存着这样的一块疙瘩，中午在村支书家吃了饭，饭间提到这件事，并说要到那个妇女家去看看。支书听说那家里有个病男人，就说他知道，那户人家姓蒋。到了那户人家，看到妇人，果然是她。三间破茅屋，根本不像样子。正屋里摆着病床，那男人就躺在上面。显然那个妇女回家已经对男人说了上午的事，那个男人见到邓一群来，激动得要从床上下来。邓一群赶紧让他躺回去。看他那样子，的确是个病入膏肓的人。贫穷和疾病。邓一群看得心里不舒服，他再次拿出那五十元钱，交给他。那两口子死活也不肯要。支书就说：“领导让你们收下就收下。”那两口子就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小心地把那钱收了起来，眼睛看着他，如同看着一个恩人。

    这五十元对邓一群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五十元的确让他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快感。过去的那些卑劣和龌龊都因之化解，烟消云散，就像多年前，他在葛素芹怀孕后去医院做人流，他给了经济补偿后获得的那种感觉。就在那一刻，他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居然是这样地高大。善良，有道德，极具同情心，内心怀有一种人类普遍的深刻怜悯。

    我是一个伪善者、伪君子、伪丈夫。他想。然而这样的一个伪善者，却是这个社会培养出来的，至少可以说是因为我出身的渺小，而不得不如此。把所有的责任归结到社会，这也是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平衡的一种有效办法。

    那户人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最后那男人通红着脸说：“邓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不拖村里的后腿，保证马上完成任务。”

    有那么半个月的时间，邓一群再去那个村的时候，听村支书说，那个男人已经死了。自从邓一群给了钱之后，那个男人带病和妻子一起去挖泥。他那样的人事实上已经根本受不了一点劳累。干了两天，回来就吐血，吐了还要去，这样第五天就彻底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邓一群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他想不起来他该再如何面对那个妇人。无形中，他欠下了一笔债，而这笔债他是永远也无法去偿还的。

    ［82］

    苗得康对沟墩乡里的干部，甚至是县里的一些主要干部，都怀有一种不满，那种不满还掺杂了更多的愤懑。那种愤懑简直让他要爆炸了。在愤懑之后，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和担忧。

    农村的现实，让他感觉四周简直一片漆黑。他也知道，虽然事实并不全是如此，可是即使这是黑暗的一小撮，也是他极不能忍受的。

    那个叫乔小英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