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恩，“你对死者眼睛上挨的那两锤子有什么看法？人死了还锤那两下。”

    “很简单，凶手要他看不见。”

    “有理，”狄雷尼不表反对。

    “可是人死了还看得见什么？太狠了。”

    “艾勒比是个精神病科的医生，一天到晚都跟疯子打交道。可能是某个病人认为这位医生看得太多了。”

    狄雷尼瞪着他。

    “这个说法倒很有趣——也很合情理。好，现在还剩下三个三明治，冰箱还有啤酒和汽水。干脆边吃边做如何？”

    下午三点多，工作全部完毕。所有数据重新回笼。三个人靠在座位上，互相对望。

    “怎么样？”狄雷尼发问。

    “你们对目前调查的情况有什么看法？”

    埃布尔纳·布恩作一次深呼吸。

    “我是对事不对人，”他说，“我觉得，苏组长没有仔细约束他的人手。譬如，在陈述书里，黛安·艾勒比说她在凌晨一点十五分左右拨电话给山穆森医生。他只去山穆森那儿开门见山的问，‘黛安医生是不是在一点十五分打电话给你？’对方说：‘不错。’这算哪门子的办案手法？搞不好这两个人早串通好的。她说电话是从布雷斯特打的，那是算长途电话，为什么不找个人去电话公司查通话纪录，彻底证实一下？”

    “对？”双杰森大叫一声。

    “同时再查她到底有没有打电话到艾勒比的停车库。值夜的管理员说‘她打了。’可是根本没人查证这通电话是不是从布雷斯特打的。差劲，真是差劲。”

    “我同意，”狄雷尼一旁附议。

    “据山穆森说艾勒比遇害的时候，他在听音乐会。方才翻遍四箱的资料也没发现有谁查证过这回事。他是一个人去听音乐会，还是有伴同行？如果是一个人，有没有谁看见他，票根在不在？音乐厅的人能不能证明他那晚确实在场？苏组长说他有意把艾勒比太太和山穆森医生两人踢出嫌犯之列，真是胡扯！不过不能完全怪苏组长，他手上不止这件凶杀案。只是我同意；到目前为止，这件案子的调查工作简直是一团浆糊。”

    “那，我们现在该走哪个方向？”布恩问。

    “杰森，”狄雷尼粗厚的食指指向双杰森，“寡妇由你负责，查证那两通从布雷斯特拨出去的电话；顺便问问那边的警察局，看她查询车祸一节是否属实，再问她当时的口气如何——是歇斯底里，还是冷淡，或者生气。小组长，你负责山穆森那方面，查一查案发当时，有谁能证明他确实在音乐厅。”

    “你认为这两个人有说谎的嫌疑？”双杰森问。

    “话不是这么说，”狄雷尼回道：“每个人都会说谎，你，我，布恩都会。这是人性的一部份，常常，说谎只是一种善意的欺骗——可以让我们日子过得舒坦轻松一些。这件案子情况不同。艾勒比的遗孀和山穆森也许有说谎的可能——即使不是因为犯罪，也可能有别的理由。去查个清楚。”

    “你打算怎么个做法？”布恩好奇的问。

    “我？我要仔细研究山穆森与警方争辩的记录报告。他争的是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问题。很有意思，这一项是受法律明文保护的。但是这桩案子偏偏是医生被人杀死，现场勘察小组取得了医生的行事历，因此知道了那些病患的姓名。山穆森强调病历是机密文件；警方的法律顾问却不以为然；既然发生了谋杀案，理当查问他的病人。据我了解，目前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可以查问，不过必须在病家首肯的原则下进行，不得强逼。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查证死者遇害时，那些病人的行为，可是对方如果不同意，就不得调查病历档案或是追问。这岂不是白搭？”

    “你看病人肯合作吗？”布恩问道。

    “如果确实是某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