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面对一方一直征服不了的沃土。

    资本主义的自利和贪婪

    大致上，人类这近几百年的历史，可以也被看成是一个贪婪不断除罪化的过程，其中最决定性、最戏剧性的转折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大获全胜，这是谁都知道的事，但戏剧性的由黑翻红那一刻，通常只是用途的改变或者说位置的挪移，并非认识上的发现和彻悟，真正有内容有意义的认识变化总潜伏在这之前，以及爆发在这之后。

    很早，人们就不断察觉出来（通常夹带在正经论述的不起眼一角，或者藉由某种愤世的、咒骂的狂暴语言一闪而逝），贪婪有一种顽强如野草不死的普遍性，还携带着某种强大的行为驱动力量，而且这两者交织于我们自身内部，它很容易被诱发，但根源是我们自己，并非像某种恶疾般因为异物的侵入和感染云云。这让它长期仍是一种清晰的、没讨论必要的败德同时，始终存留着一点心惊胆跳的暧昧，一种尝试跟它妥协的偷偷摸摸余地，声讨它的堂而皇之声音里头总飘荡着微妙的虚假气味，像鞭打着自己又像担心因此暴现出不好告人的那一部分自己，轻重之间总有一种拿捏；而且还有点痛苦，因为它联结着我们拥有某些美好东西、美好生活的想望，反对它，意味着这部分的压抑和割舍，也就是说，它的简单正义声音背后得有一种基本生命主张，一种清贫的、节制的、安于现状的、乃至于受苦的生活准备。

    然而，即便在那种绝大部分人穷乏、挣扎于三餐温饱的所谓第一类需求的年代，我们晓得，仍有某些人是过极好生活的，贪婪是不救之罪云云由这些刺眼之人嘴巴里讲出来（而且通常正是这些人最不遗余力的讲），便有着“我不准你贪婪”的特殊性、片面性意思，其中隐藏着阶级企圈，还浮现着暴力，很难保持是干净的道德主张，尤其在宗教中人从稍前的神父到稍后的修士都陆续加入美好生活行列之后，这显然已不是嘲讽了，而是危机，明白而立即性的瓦解危机。日后，资本主义革命即使改变了贪婪这个概念的用途，宣称它是进步的最强大盟友和历史推进器，但仍很快掉落回同样的陷阱里头（从相反的路径），也因此才马上有了跟着的左派革命，以及数不清的嘲讽和批评——简单的口号宣告如果真能有效解决纠结盘缠的人性难题，以及更难的实践问题，那这个世界真的就太美好、太宜于人居了，包括我们此刻的台湾。

    革命那一刻总是解放的、自由的，甚至短暂无政府的，这是某种只有可能性而尚未被实现被独占的特殊历史时间，也因此是人恣意编织各种想象的幸福时间；贪婪的除罪尤其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舒适感，像某个压在所有人心头千年万年之久的重物一下子卸下，又像说出真话、面对真实世界的坦率和轻松。但革命成功之后呢？这个世界还不是得有效组织起来，只是依谁的方式罢了，社会一样得分工，一样得在层级分割的基础上方能成立并且运行。这正是马克斯·韦伯睿智绝望的原因，他因此不寄希望于眼前的每一次以及每一种夸夸其谈的革命，或说他对革命的寄望还不及对神迹的寄望多。

    资本主义的确遵此要领实践过一阵子，或说暴冲了一阵子，这就是谁都晓得的掠夺性、海盗性的资本主义时期，搞得谁都受不了，只除了极少数天性好乱的纯种流氓无赖（绝大多数被生活逼上梁山的正常人不在此列）。问题是某些运气特好的无赖一旦真的暴发起来，屁股决定脑袋，他一样要护卫自己既有的地位财富，一样对那些“昨日之我”想取而代之的目光惴惴难安，一样要呼吁秩序并重申贪婪是罪恶这个古老道德禁令——这种我是自利，是遵从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推动世界进步向前，你则是贪婪，是该被抓起来关起来的坏蛋，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因此，这跟当年那些只许自己腐败不准他人贪婪的神父修士，程度或有差异，借用的神名也有不同，但逻辑是同一个，原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