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民党举行候选人遴选会后的那个星期五早上，前副局长尼伟·瓦特毛心脏隐隐作痛的醒来，抢在头脑想起来之前，提醒了它那个令人失望的结果。

    他没被选上。又一次。那个地方议员赢得了提名。讨论时间甚短，要是在陪审团里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他们在法庭外的走廊上就摊牌讲好了。那畜生是个卖车的业务员耶！拜托，派他去解决街灯和清除垃圾的问题是够格啦，但是讲到国内或国际事务，他几乎是一窍不通。至于他的形貌——麂皮靴子，双色衬衫，老是紧张地不停摸着稀疏的胡子，摸时贫血的舌头还会润着两片薄唇，为另一个谄笑预作准备——对一个真的相信自己有理由执政的政党来说，这算是哪门子的形象？遴选委员会本身也激不起大家的半点信心。几个学校老师、几个小生意人、一个律师的秘书、一个象征性的劳工，以及主席——一个肥胖的女性保安官，一逮到机会就大骂警方，活像坐在法官席上的恶姨婆，但在法庭上，你至少不必看着她那两条外八的大象腿。

    或许他挑错政党了。或许他应该听当地保守党员经常给他的建议，成为他们“法律与秩序”游说团的捍卫者。

    但瓦特毛不笨，一如他不作奸犯科也不喜欢投机。于是吃早餐的时候，他专心的厘清每件事在因果循环中的真正关系。

    “天气看起来不错，应该可以在今天把院子清理好，亲爱的。”他太太愉快地说。

    他笑一笑，咕哝一声，浅尝一口咖啡。和她讨论事情应该会蛮愉快的，但经过三十年的制约，丈夫的专业领域于她已遥不可及，因此要她倾听和要他开口都一样的困难。有那么一下子，他自忖，自己把中约克交通流量这样的问题，依据“官方秘密法案”的规范当作机密，这样做到底明不明智？但他已经做了那个决定，现在只得承受它的孤立无援。

    他带着些许得意告诉自己，至少，他没有责怪妻子。昨晚她不但尽责地陪伴他，还抓对时机说对了话。他猜想，大概只有他一个人察觉到，被那双麂皮靴子毁掉了他们搬到伦敦的机会后，她大大地如释重负。

    不，他失望的是时机不对。他太晚加入竞赛——或者说，他太早加入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没有坐上局长的位子——现在想来，那件事才真的叫人震惊。那天早上，他并没有怀抱着隐隐作痛的失望醒来，因为那火烧般的剧痛让他根本整晚都无法安眠。他的希望全被毁了，他往后的计划也不成形了，而且最严重的是，他的判断力也受到干扰。事后那么快就辞职，在当时看来是个表达不屑的聪明举动，但他现在发觉，要是留下来骑驴找马，看看国内其他地方有没有局长缺，无疑是明智多了。人们认识他，会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一个本地人在这方面常常处于劣势——这位汽车业务员例外。对，他应该要退出，重新整编……

    某座时钟响了，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

    钟响陡然激起他满腔的怒火。他数着钟点，借此恢复自制……七、八、九。

    “我觉得那些钟响有点烦人，”他不愠不火地说。

    “你这么觉得啊？我想钟声可以关掉。大部分东西部可以。”

    这是个讽刺吗？他吃惊地自问。他朝桌子另一头瞄了一下，安心了。他让思绪再此回到因果循环的另一个关联。

    同事的支持，他们单纯的义气相挺，也一样付之阙如。那个狡猾的老混蛋温特，即将离职的局长，从来就没喜欢过他。天晓得他对委员会说了什么。再说到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个恶心的怪物狄埃尔……

    这一回想，让他都发起抖来了。

    至少他现在摆脱了他们的纠缠，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决定，自由地把事件还原真相。那是一本他写的书，其中针对现代警务的问题和展望，做了一番严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