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虐待你呢。”又说，“你实在想来，就周一吧，不用赶早上打卡，晚点来就行。”她就是这个毛病，心里想，嘴上客气。

    我待不住是真的。我想起还没吃午饭，可是我一点不饿，只是觉得这房间让我胸口发闷，周身僵硬，把门窗再开大都不行。难道是我的幽闭恐惧症加重了。

    我摇摇晃晃地下楼，走出弄堂，拐进Seven–Eleven。我从冷藏柜前面走过，绕过洗发水和纸巾，来到饼干零食的货架前，找到了整整两排简装方便面。我蹲在那里，轻轻触摸塑料袋底下的干面，它们就像一副副细小的骨骼。我花了整整二十分钟，无声无息地把它们一包接一包捏得粉身碎骨，一寸完整的都没有留下。

    拖着麻木的腿走出Seven–Eleven时，我显得更加一瘸一拐，并且漫无目的。我大约走出四五站地，途径两个全家超市、一个联华、一个罗森，还有一个家乐福。我默默地走进去，默默地把所有的袋装方便面都捏成粉末，尽责尽力，一丝不苟，再默默地走出来，没有人发觉。

    比尔没有反驳我的推理。在那个黢黑的清晨，他甚至还对我笑了笑，说：“我就说嘛，你这个小脑袋还不算太糟糕。”

    但是接下来，他还是对我说了很多话，这个婆婆妈妈的家伙，我就知道，他被抓走之前一定会嘱咐我一番。他说：“有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你，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所以你这一次不可以不愿听……是关于‘柠檬’。”

    二〇〇七年平安夜之后，比尔曾代替我去见“柠檬”，把“柠檬”当年留在我这里的《环境资源保护法》还给他。这只需要五分钟，结果“柠檬”主动留他在张江的意利咖啡馆小坐，与他聊了许多。

    “柠檬”说起了校园毛主席像前最大的那片草坪，我总爱在那里睡午觉。他喜欢端详我熟睡的样子，睡着的时候，怎么看着我，都不会觉得不自然，所以他就贪心地看了个够。醒来时，我们打打闹闹，好像谁多看了谁一眼，谁就落了下风似的。

    他说，我连睡觉的时候都爱皱眉头，他很想知道我心里究竟有什么烦恼，可是当我醒来，我们总是说一些无关轻重的俏皮话，好像快乐得没有明天。

    他总觉得我是一个不甘平凡的女孩，对未来的抱负也许大过了他这个男人。他不过是想将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实际的生活，不想跟人争争斗斗，这样的想法，他觉得羞于告诉我。将近毕业，大家都向往着恒隆和金茂大厦的外资律所，他选择了浦东软件园法务部的工作，像是自我放逐到了张江这样的荒郊野外。

    说实话，他没有把握，我会不会愿意从此跟着他过平淡的生活，买菜做饭了结一生，不过他还是打算试一试。毕业前，他在谢瑞麟选了一枚戒指。

    退掉宿舍的那一天，他送我回茂名路，一路动荡忙乱，他觉得还没到开口的时候，看见我面色凝重，始终一声不吭，他忽然觉得是不是我已经决定了分手。两个人沉默着，直到帮我把行李箱提上三楼，他站在门口，满头大汗，有些紧张地摸了摸牛仔裤口袋里的小盒子，却发现手机不见了，好在一回头就看见是掉在楼梯上，三楼和二楼的转弯处。他返身去捡，还没走到手机边，就听见背后一声轻响，三〇一的门已经关上了。

    他在楼梯上站了很久，可是我背靠着门蹲在地上哭，完全不知道。他想，这就是我的决定了，这也好，省却了他的尴尬。

    这以后，有成百上千次，他在手机上看着我的名字，只是看着，看得发呆，这个号码却好像永远也拨不出去了。到入冬的时候，他终于鼓起勇气按下了通话键，他已经事先想好的借口，他想这样可以自然一些，否则，说什么好呢，说想你吗，说不想就这样分手吗？

    他听到了我的声音，那个“喂”字听上去有些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