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耸耸肩说：“一个人能够承受的家乡是有限的。”

    球王用啤酒泡沫画出一个漂亮的笑脸。

    “回家感觉很好，对吧？即使和你想象的不大一样。”

    “前提是家乡有好东西，”我说，“但我很怀疑这一点。”

    他用痛苦的眼神看我，仿佛我在教堂放了个屁。

    “我觉得，”他向我解释，“你应该用正面的角度看。”

    我瞪着他。

    “我是说真的，将事情由负转正。”他说完将啤酒杯垫一翻，表示就像这样。

    换作平常，我一定直接告诉他这个建议有多烂，但因为我有求于他，只好压在心里。

    “教教我吧。”我说。

    球王仰头喝酒，摧毁泡沫上的笑脸，朝我摇摇手指。喝完一大口之后，他说：“相由心生，只要你相信事情对你有利，事情就会对你有利，懂吗？”

    “不是很懂。”我说。球王只要肾上腺素分泌就会开始说教，就像有人喝了鸡尾酒就会流泪一样。我真希望刚才多点一杯烈酒。

    “重点是信念。这个国家能够成功，靠的就是信念。都柏林的房地产真的价值每平方英尺一千英镑？放屁。但房价就是一千英镑，因为大家相信它是。你和我，弗朗科，我们都踩在浪头前端。八十年代的爱尔兰就是一团狗屎，半点希望都没有。但我们相信自己，你和我，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

    我说：“我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擅长。老天保佑，希望你也是，兄弟，因为我想破这个案子。”

    球王瞪着我，似乎想打架。

    “操，我对自己的工作在行得很。”他对我说，“他妈的在行到极点。你知道重案组的平均破案率是多少？百分之七十二。你知道我的破案率又是多少？”

    他等我摇头。

    “百分之八十六，小子，八十再加六。今天我来算你好运。”

    我点点头，勉强挤出敬佩的微笑，让他赢这一局。

    “嗯，应该吧。”

    “妈的，当然是。”得胜之后，球王靠回长椅，忽然身体一缩，随即狠狠瞪着坏了的坐垫弹簧。

    “也许吧，”我举起酒杯对着灯光，眯起眼睛若有所思，一边说，“也许今天对你、对我都是幸运日。”

    “怎么说？”球王狐疑地问。他这家伙够了解我，知道不能大意。

    我说：“你想想看，你每回遇到一个案子，最想要的是什么？”

    “有人俯首认罪，外加目击证人和鉴证迹证。”

    “不对不对，你没领会到我的意思，球王，你想偏了，我要你想得普通一点。简单说，身为警探，什么是你最大的资产？全世界你最喜欢什么？”

    “愚蠢，让我和蠢蛋相处五分钟——”

    “消息，是消息。有用没用，量多量少都好。消息是你的军火，球王，消息是燃料。没有愚蠢，我们还是找得到办法，没有消息，我们哪儿都去不了。”

    球王想了一下。

    “所以呢？”他小心翼翼地问。

    我张开双臂，朝他微笑：“看你祈求什么啰，老兄。”

    “穿丁字裤的凯莉·米洛？”

    “工作上的祈求。所有你想要的消息，你自己挖不到的消息，这里不会有任何人告诉你，但都好好收藏在你最喜欢的老到观察家的脑袋里。这个观察家就是我。”

    球王说：“拜托你帮帮忙，用我听得懂的话讲，弗朗科。说清楚一点，你要什么？”

    我摇头说：“重点不是我。这是个双赢的局面。既然想把案子转成正面，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起来。”

    “你想办这个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