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会受良心谴责？哈！”

    我放慢步伐，在走道的中央停下。科尔索凝神倾听着，我手上的烛光由下往上地照着他的脸，让他眼中的暗影舞动着。他完全专注于我说的话，似乎不在乎其他的事了，现在他只想揭开一切谜底，但他的右手还插在放着刀子的口袋里。

    科尔索做了一个表情。

    科尔索用蛮横无理的嘲讽神色听着。

    “他从楼梯上跌下去了。”

    “巴肯，别又把话题扯开了。”

    “是啊！游戏。紧张、猜疑、灵敏度、才能，为了达成某种特定的目的，在规则的规范下，任凭自由行动，期间还伴随着和真实生活完全不同的刺激感与快乐。”这是引述别人说过的话，反正科尔索也不见得听过，“您觉得这样定义恰当吗？圣经中也说了：'让孩子们到这里来，在我们面前游乐……'孩童们是完美的玩家和读者，因为他们什么都当真。本质上，游戏是世上最正经的事，玩家对游戏本身不能有任何的怀疑。您不认为吗？即使再荒谬、不真实，想参加的人就得遵循那些规则。只有尊重规则的人，或至少是懂得和利用了规则的人，才能获胜……读一本书时也一样，要去体会剧情和剧中人物的感受，才能真正享受那故事。”我语气暂歇，假设这一番话应该已经让他平静了些，“对了！您不是一个人来的吧？另一人呢？”

    又到了该理清叙述者的角度的时候了。为了使推理故事的读者能得到和主角一样的资讯，我一直尽量让读者站在路卡斯·科尔索的角度来看这故事。除了两次例外：故事里的第一章和第五章，也就是我无可避免地必须提到自己的地方。就像前面两次一样，我准备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因为我觉得写到自己的时候说“他”，感觉很荒谬，显得太故弄玄虚了。

    “有时候是啦！”

    科尔索回赠给我一个令人不安的微笑。

    “我现在要告诉您的故事是从10年前开始的。”我说，“在巴黎的一场拍卖会里，有一批还没分类整理的档……我那时正在写一本关于19世纪法国通俗小说的书，而那批尘封的档，就这样在无意间来到我手中。检视之后，我发现它是属于当年《世纪》的档案资料。其中大部分是一些无用的印刷证明文件，但有一包蓝色和白色的纸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们正是大仲马和马克写时的真迹。总共六十七章，就是当年送去连载的样子。某人，也许是那家报纸的编辑包瑞在完成铅版后，把它存在那里的，之后就忘了它……”

    “您不会需要那个的。”我安抚他的情绪。

    “您可以把这收起来了？”我试探性地问。

    无论如何，写作的人是因为有兴致才写的，为了生活、为了爱自己，或为了让别人爱自己。我也一样。引用欧亨尼·苏的话，一个完全邪恶的人，是很少见的。那就假设，我真是个邪恶的人好了。

    “那么您在这儿做什么？现在应该不是参观的时刻吧？”

    “'太重啦！'”

    “肮脏的把戏。”科尔索仍坚持己见。我也不知他是在说我还是说大仲马。

    前面说到玻利斯·巴肯，也就是在下，在图书室里等着我们的访客，然后我突然看见科尔索手持一把小刀，目露凶光地走进来。眼看他的身边没跟着护送的人，我有点担心，但表面上仍装出该有的镇定模样。屋里准备了达到戏剧效果的一切所需条件：昏暗的图书室、书桌上的烛光，我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我甚至还穿着一件让人容易联想到红衣主教的红色绒布外套。

    而我之前对这一切所做的揣测，都错得一塌糊涂。

    “罗史伏尔？”科尔索不友善地撇撇嘴，“他出了点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