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半，彼得·弗莱明的闹钟响了。他关掉闹钟，打开灯坐了起来。在他一旁的英格平躺在床上，双眼瞪着天花板，就如同一具没有表情的尸体。他望了她一会儿，便起了床。

    他走进他们哥本哈根公寓的小厨房，打开了收音机。一个丹麦播报员正在读一份德国人发表的悼词，致海军上将卢金斯——十天前他和俾斯麦号一起沉没了。彼得把一小锅燕麦片放在了炉子上，然后拿出了一个托盘。接着，他切了一片黑面包，又煮了一壶代用咖啡。

    他心情不错，并很快想起了原因。昨天，他正在负责的一个重要案件终于有了头绪。

    他是哥本哈根罪案侦查科机密组的侦查员，主要工作是负责锁定联盟的组织者、共产党、外国人以及其他可能制造麻烦的群体。他的上司，也就是整个科的负责人，是弗莱德里克·朱埃尔警长。那是个聪明却懒惰的家伙。他毕业于著名的詹斯博格·斯科尔，崇尚无为而治，放任自流。他是丹麦海军史上某个英雄的后裔，但显然，到他这一代，祖上的英勇豪情已经消失殆尽了。

    这十四个月以来，他们的工作范围扩大了，德国的反对者也变成了他们的监控对象。

    目前为止，唯一可以看到的抵抗行为就是奥鲁夫森家的男孩那天拿着的地下报纸《事实》的传播。朱埃尔认为这种报纸无伤大雅，甚至有可能会起到“安全阀”的作用，以宣泄民众的情绪。因此他拒绝去追踪报纸的出版者，这种态度让彼得很是恼怒。让罪犯公然地存在，继续他们的罪行，这对他来讲实在是太疯狂了。

    德国人并不喜欢朱埃尔的放任态度，但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和朱埃尔直接对抗。朱埃尔和德方之间的联系人是在对法战争中失去了一个肺的沃特·布劳恩将军。布劳恩的目标是要不惜一切地维持丹麦和平，因此如非必要他不会推翻朱埃尔的决定。

    最近彼得发现有几份《事实》被带去了瑞典。直到现在，他都不得不容忍朱埃尔的放任政策，但他希望此次的新发现可以摇撼朱埃尔自以为是的信心。昨晚，一位瑞典的探员——同时也是彼得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报纸应该是被带上了汉莎航空公司从柏林飞往斯德哥尔摩的飞机，这班飞机中途经停哥本哈根。就是这个消息让彼得在醒来之后感到神清气爽。或许胜利已经在向他招手了。

    燕麦粥好了。他往里面加了些牛奶和糖，放在托盘上端进了卧室。

    他帮助英格坐了起来。他先试了试燕麦粥的温度，确保粥不会太烫，便开始用勺子喂英格用餐。

    一年前，也就是在限油令颁布之前，彼得和英格开车到海边去玩。一个开着新跑车的年轻人撞向了他们的车子。彼得双腿骨折，不过很快就恢复了。然而英格却撞伤了头部，永远也不可能再恢复从前的样子。

    那个名叫费恩·荣克的年轻司机是一位知名大学教授的儿子，当时他被甩了出去，掉到了一片灌木丛中，完全没有受伤。

    他没有驾照——之前他出过一次事故，法院吊销了他的驾照——而且还喝醉了。但荣克家雇了一名顶级律师，成功地将案件推后了一年时间，所以直到现在，费恩还没有因为英格的伤而受到惩罚。英格和彼得所遭遇的灾难也证明了，在现代社会中，一些无耻的犯罪居然可以免受惩罚。无论你怎么看待纳粹，他们在对待犯人方面还是相当严苛的。

    英格吃完早餐之后，彼得把她带到浴室，帮她洗了澡。她一直都是一个干净整洁的人。这是彼得爱她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性这方面，每次做爱之后，英格都会把自己清洗干净——彼得对这一点十分欣赏。不是所有女孩都会这样。他曾经和一个酒吧歌手上过床——他在一次搜查任务中认识了那个女人，后来和她有过一段露水姻缘——她不喜欢他在做爱后洗澡，觉得那样太不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