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一直是大唐帝国的命脉。

    长安城作为大唐的都城存在一个致命缺陷：粮食供应。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百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必须依赖经大运河从江淮地区运来的粮食。这个转运的过程一旦出现阻滞，长安城立即岌岌可危。开元末年，玄宗皇帝改革漕运，采取了沿途修仓、分段转运的方法，建立了河阴、柏崖、集津、三门诸仓，才有效地解决了困扰长安城多年的粮食问题。大唐皇帝总算不必碰上荒年就拖家带口，领着文武百官迁徙东都洛阳就食了。天宝三年，玄宗皇帝高兴地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

    言犹在耳，渔阳鼙鼓动地而来。最美好的愿望总是要用最残酷的方式摧毁，这才是人类为自己的愚蠢和自满所付出的代价。

    孤独地死在太极宫的玄宗皇帝看不见了，若干年后他的子孙们仍然在为漕运而苦恼。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拒绝纳税。帝国对江淮漕运的依赖日益为甚。

    自从宪宗皇帝下令将河阴仓作为供给淮西军粮的暂存地后，河阴县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此地本来只是一个渭河边的小村落，从开元后期沿岸建起一系列大仓，驻扎了守卫的军队，又为负责转运的官员建立驿站，市面渐成气候。

    如此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按理说必须进行军事化管理。

    不过和大唐的其他方面相类似，所有帝国权威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都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央集权只能虚浮于面上，底下统统各自为政、各显神通。

    驿站原则上归兵部管理，只能接待朝廷官员和公差，不允许对外接客。可是这么做没有油水，还常常得倒贴。所以各地驿站都阳奉阴违，将部分客舍辟出给过路商旅落脚，大搞创收。驿丁还把朝廷仓库中的钱粮偷出来，作为驿站的日常使用。朝廷派来管理的官员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是和他们较真，这帮当兵的立马就能暴动给你看。

    洛阳留守权德舆对河阴县的管理，也本着如上原则。在他看来，“姑息”既是无奈的选择，又不失为一种策略。皇帝以“没有原则”降罪于他，权德舆并无太多委屈。他还挺能理解皇帝面对现实时的矛盾心情。东都留守位高权重，又相对自由清闲，历来都是养老官职中的最优选择。权德舆心里清楚，其实皇帝对自己算不错了。

    倒是武元衡遇刺的消息令权德舆极为震惊，没想到藩镇猖狂到这种地步。老谋深算的他立即担忧起洛阳的治安来。权德舆马上行动，召集来下属各县的县令和负责东都守卫的金吾卫，部署了层层加强防卫的措施，这才觉得心里有底了。

    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东都留守偏偏遗漏了——河阴县。当然，更有可能是内心深处的“姑息”在作怪，使权德舆倾向了“侥幸”。

    清晨离开灵觉寺以后，崔淼和裴玄静就走上了惟上法师口中的捷径。

    其实捷径一点儿都不好走。山中仅有羊肠小道，雍水溪畔则怪石嶙峋，道路曲折盘旋，忽上忽下，马车走起来相当吃力。如果不是为了那一箱嫁妆，裴玄静真想抛下马车，轻身徒步前行。好在有崔淼一路上尽心尽力，终于在月上青天的时候进了河阴县。

    他们早就商量好，今晚就宿在河阴。明早启程再行半天，便能到达洛阳了。

    渭河在月光下静静地流淌，四外阒无声息。所谓河阴县城，其实就是沿着渭河的一个狭长地带。最靠近码头处是联排的大仓，尽头设有驿站。离码头稍远处才是不多的数户人家和军营。

    这种格局是为了便利漕米从船上运到岸上。往来客商一般也走水路，所以驿站放在码头旁是最合适的。河阴县太小，没有城郭，只在面向官道的地方搭起一座象征性的木架城门，军营设在木城门后，管理出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