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方才算是真正的监狱，三十年代民国时期一般不叫监狱，而叫苦窑，挖石头、挖矿、挖沟，什么苦就干什么，苦役时间通常也就五六年，能撑过去的，还有一条小命活着回去，不注意的，也就死在异地他乡了。监狱一般都是一排一排的平房，几十个人关在一间大房子里面，非要形容的话，是类似于集中营那种关押风格。

    而四十年代的监狱管理，可不是现代这个样子，犯人是没有什么人权的，也没有什么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说法，你去做苦窑，只要不是死罪，管犯人的长官高兴了就能把你放了，不高兴了，让你做到老死也可以。

    这些囚犯一般都在一些荒蛮边远的地方服刑，因为看守的人力有限，加上地方也大，所以外出劳作时逃脱的机会比较多，身手腿脚好的，说跑了也就跑了。跑了可不能再被抓住，逃狱的罪名当时可是大罪，抓住了绑结实一百棍子下去，不死也残废了。

    在外出劳动时逃跑还不能称之为越狱，漂亮点的叫法是逃狱，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逃跑了而已。而越狱都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被禁闭在一个监狱里的牢房内，还能想办法跑了，才叫越狱。

    中国文字比较形象，“越”字本来就有翻越高处、跨过、超过等这样的意思，是一个比较有行为难度的动词。提到越狱，大家也都会想到，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看守严密，又有高墙阻隔的地方逃出去，真的很难。

    所以在冯进军脑中，这个张海峰一进来就要越狱，要么是他脑子不清醒信口雌黄不自量力，要么就是他经过精心准备的，再就是他故意来看看冯进军是不是有想越狱的念头的。

    冯进军何尝不想逃出去！他研究了多种可能性，却发现向从白山馆中逃出去几乎是没有可能的。第一，没有走出白山馆的机会，最多到第两层院落里接受拷问；第二，放风时间很短，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围墙；第三，关押的人少，一号楼放风的时候也就三十号人，看守就有十几个，你搞什么小动作都不好隐蔽；第四，砖石地面，钢筋水泥的外墙，连挖洞的可能都没有；第五，四五人高的围墙，上面不仅有岗哨，而且围墙外还是悬崖，根本没有办法爬下去。

    A想着，这个男人到底在等什么？不动声色，又如此沉的住气？他应该比我要先说话的，现在他一声不吭，是觉察到了什么吗？如果他是叛徒，他不可能这样沉的住气。难道他在怀疑我的身份？

    这几个问题绕在一起一下子解不开。

    A和冯进军就这样对峙着僵坐着，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一号楼再次恢复平静，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响起，电流的噪音噼噼啪啪响了几下，从走廊中就传进来用喇叭播放的巨大的女子的声音，这女子的声音听着还格外的温柔，好像在耐心的奉劝做错事情的男人回头。

    这个女人在讲政治，讲孙文、三民主义、社会发展、世界趋势，中间没有任何的停滞，A可以确信，这是唱片，并不是真的有女人现场讲话。

    这个女人的所有言论，对A而言并不新鲜，民国政府的多种政策教育书籍中都有清楚的阐述，A可以立即完整的背诵出来几段。

    只是说到后来，这个女人的声音愤慨了起来，开始讲共产党是如何如何的不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如何如何的不对，几乎是说得声泪俱下一般，有些理由听着似乎很有道理，但是A觉得好笑起来，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自己忠诚的共产党和共产理念的。直到这个女人最后苦口婆心的再三叮嘱闭嘴了之后，外面又恢复了平静，A回想起来那些夸张之极的比喻和演戏一般的声讨，实在忍不住，撇着嘴无声的笑了两下。

    A只是一笑，就发现冯进军也正笑得喘气，两个人四目相对。

    突然，他们两个什么都明白了——对方是值得信任的同志，绝对值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