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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谈到“性”，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xx，或曰做爱。中国人历来是避讳谈性的，以为性是低俗的、猥琐的，甚至是龌龊的、邪恶的，会玷污人们的心灵，会影响家运乃至国运。虽然人到一定年龄之后都会xx，虽然正常的夫妻之间都会做爱，但此事可做而不可说，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在我年轻的时代，性禁忌的文化传统在红色革命的旗帜下被宣扬至极端，不仅性不可言，情亦不可言。于是，我辈就形成了“性语言障碍”，即使在有了多年的性生活经验之后，仍然感觉难以启齿，但骂人除外——于自己心爱之人不可言性，于他人之母却可大肆言性。受这种“贬性文化”的影响，我在后来撰写小说时便有些偏执，似乎只有反面人物可以有性行为，而正面人物的爱情都应该是“无性”的，以至于一些读者批评我的小说不真实。例如，著名法学家张卫平教授说我的小说“太干净”；著名作家莫言先生说我的小说主人公“太矫情”。后来，我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而今年夏天的欧洲之行更使我“被洗脑”。

    今年的暑假对我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我应德国马普国际刑法研究所的邀请来到弗赖堡，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弗赖堡位于德国的南端，毗邻法国和瑞士。城市不大，人口约20万。那里是德国有名的“黑森林”地区，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在轻松的生活氛围中，近乎不受干扰地享受假期的悠闲，随意地看看异国风光，率性地写写游学札记，甚至还有了阅读小说的时间。

    我选读了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e reader，或译为“阅读者”和“生死朗读”），主要原因是该书作者和我同样具有作家和法学家两种身份。据说，这部小说已经被翻译成35种文字，并且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阅读的开始并不顺畅，因为小说开头那相当详细的关于主人公汉娜和米夏姐弟恋的描述，使我本能地产生了预防性反感。不过，随着情节的展开，我逐渐被故事吸引了，而那些性生活的描述也很自然和美好，丝毫没有影响我对小说那深刻主题的感悟。我认识到，严肃的文学作品并不一定免谈男女之事。为此，我很想与施林克先生交流心得。经朋友介绍，我本来约好于7月14日到柏林与施林克先生共进午餐，但后来因我在弗赖堡的事情而取消了，成为此次欧洲之行的一件憾事。

    在德国的第一个月，我和夫人住在离弗赖堡市中心不远的“海子公园”。我们住的房间在一栋公寓楼六层的楼角，阳台一面向西南，一面向西北。西南是楼区和街道；西北的楼下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木，圆圆的树冠上散现出一些淡黄色的小花；一条小路从树下穿过，通向不远处那一片不大不小的湖水；湖边矗立着一排挺拔的杨树，足有六七层楼高；杨树的后面有一条曲折绵长的木桥跨过湖的一角，建在一些硕大的蓝色浮球上，格外醒目；湖水的东边是一大片开阔的山坡，长满了绿茵茵的细草；湖水的北面是一片片镶嵌在浅绿色草坪中的深绿色树林，一座木色瞭望塔和一座白色教堂的尖顶就掩映在那绿色的树林深处；湖水的西边被树林遮蔽了，只能隐约看到一些蓝白色的建筑；湖区背后的远方是连绵起伏的绿色山峦。每天下午五点多钟，我和夫人都会沿湖边小路慢跑一圈，而且每次都会在一个小土丘的草坪上看到一些“裸晒”的男人和女人。开始，我总会不好意思地把目光转向别处，但后来渐渐习惯了，便若无其事地从他们身边跑过。再后来，我们又见识了更大规模的“裸晒”。

    第二个月，我和夫人利用讲学的空闲时间到法国、奥地利、瑞士以及德国的其他城市旅游观光。自己坐火车，就像欧洲人一样。在慕尼黑，我们游览了号称欧洲最大公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