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士并不能代表社会中真正需要代表的民意，也不能真正发挥监督政府的功能。而且，这些人士已经享有很高的社会荣誉或名望，没有必要再用“两会”代表委员的荣誉增强他们的成就感并拉大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成就感差距，让多数人感觉心里不平衡。社会中的成就感是需要均衡的，均衡才能达致和谐。因此，我曾建议，政府官员不能担任“两会”代表和委员；其他行业的“高端”人士一般也不能担任“两会”代表和委员，从而使“两会”真正成为社会“低端”民意的代表大会，而且要坚持“善本位”的“选举”标准。无论在哪个行业或界别，只有多行善事和关心公益的人才能成为“两会”代表或委员。

    我不是“另类”，尽管我的某些思想可能有些“另类”。我以为，上述良好的“小制度”是有可能在我国的一些地区或单位率先建立的。这样的“小制度”多了，就可以改良中国社会制度的“遗传基因”，就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人向善行善。而且，作为“遗传基因”，它们可以影响我们的后代，使韩昕昀、陆伯平、夏大虎的子孙们不会重蹈从纯洁到邪恶的覆辙。

    其实，探讨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并不是我的初衷。古今中外那么多学识渊博的“大家”都说不清楚的问题，我这样一个知识积累先天不足的“小家”又怎么能够说清楚呢？我想说的以及我想看到的，就是这些具体的真实的善，是能够遗传给后人的善。

    这样的善多了，性也就无罪了。

    2010年岁杪写于北京世纪城痴醒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