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好走，先生。”

    我出了饭店，没有加速，继续不时讲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沿刚刚的路线往回走到停车场，我越接近目标恐惧感就越强烈，简直像有什么意料之外的阻碍会来妨碍我完成作品一样。我会不会在谋杀舞台上犯错呢？或者错误只会在音乐会时出现？不能动摇……我抵抗着把他留在原地自己逃离的欲望，特别是沿着公园走向卢浮宫、跟三个警察错身而过时。以我的标准来说，他们看我的时间长了一点，再走几十米后我发现他们折了回来，好像跟在我后面……最后我终于顺利走回车子，成功将阿特曼抬到副驾驶座，帮他扣好安全带，一把轮椅收回后车箱，我便发动车子，松了一口气。

    开车时我听着《第21号协奏曲》，李帕第精彩的演出……没人比他更了解莫扎特，也没有人像他能把我们的职责描写得那么好：“音乐要在我们的手指下、眼睛里、心灵中和脑子里面活起来，靠我们活着的人能带给它的所有祭品滋养。”

    我们的任务，我们的祭品……音乐……牺牲……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我突然间对身旁的乘客充满盲目的怒气。先是轻声，然后越来越大声，对着他复述半个世纪以前这个意大利天才钢琴家讲过的话，一段时间后，我灵光一闪开始大吼，由协奏曲伴奏，失去理智。我就这样对着我的囚犯连续大吼大叫好几分钟，他完全没有反应，而我则几乎快脑出血了，只好把车子停到大道旁呼吸新鲜空气，尝试控制自己。我得避免让车子撞出路外，喘息5分钟以后，我又再度上路。

    到达圣丹尼斯后，我先确认附近完全没有人，才把所有东西卸到地窖门前，我把门锁起来，拿掉乔装，阿特曼还没恢复意识，我知道在他醒来之前还有一个小时，这段时间里有很多事要做。

    我把他的鞋脱掉，解开安全带，将他抬到打开的钢琴边，放到钢琴里。我把绳子切成50厘米长的6小段，开始绑他，利用支柱里的粗木条缚住他的四肢，一根一根地绑实了，让他连移动一下都没办法，然后把脖子和腰也绑住，他现在是名符其实的五花大绑了，背贴着钢琴不平整的底部，不舒适到了极点。他紧闭的眼睛向着天花板，木板底下的三脚架加强支撑，也可以避免他往下打穿钢琴。

    然后我用红色的马克笔在琴盖内侧，就在他眼前写下“拉兹洛·杜马最美好的回忆”的句子，在他膝盖上面的琴盖写“约瑟夫·阿特曼把艺术变成大粪”，再把手电筒打开，固定在钢琴底，将连着随身听的耳机戴到他耳朵上。我在随身听里面拷了我所有录制过的作品，总共有100多小时，设定成循环模式，最后裁下一块毯子塞到他嘴里，再用大量胶带绕到他的脖子后把嘴巴封起来。他有点窒息，空气流不进去了，开始用鼻子大声呼吸，但还是昏睡着。我把所有装置检查一两次后，在琴盖边缘上胶，最后把钢琴盖起来，亮着的手电筒留在里面，我试了试音乐，听了几小节我在1999年录的李斯特的《即兴圆舞曲》后，把两块厚重的床垫放在琴盖上，收拾一下东西，然后细心地关上门离开。

    我回到佩果雷兹路，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跟罗琳一起去听我的朋友郎朗的音乐会，一边听着他弹奏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一边往第一排搜寻阿特曼空下的座位。我忍不住想着他醒来的时刻，还有当他了解到自己的处境后袭上心头的感觉，他猜得到自己在什么地方吗？我故意把耳机里的音乐音量调得很大，毫无疑问这样连续听我的演奏对他而言，会是特别难以忍受的事。之后几天，我常常会想到他，自问他是不是还活着，心中想着什么？我本来想去拜访他一下，但是没有空。一个人被这样关着，要花多少时间才会饿死和渴死呢？他心灵的痛苦会不会超越被幽禁的痛苦？他会不会喜欢上我的演奏方式？我想象他尽可能地弯曲自己，试图解开束缚，但是每次尝试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