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风怒吼的十月，凌晨时分，在德文郡南部沿海一个似乎已遭人遗弃的小镇，马格纳斯·皮姆跨出老旧的乡间出租车，付了钱，等车子开走了，才举步穿越教堂广场。他的目的地是某家有着“美景”“舰长”或“优瑞卡”之类名字、灯光昏暗的维多利亚式旅店的露台。他体格强健，仪表堂堂，一看便知是个人物。他步履灵巧，身体秉承盎格鲁-撒克逊行政人员的优良传统，略向前倾。英国人无论是在遥远的殖民地扬起国旗，发现大江大河的源头，还是站在行将沉没的船头甲板，也无论是动是静，都是这样的神态。

    他风尘仆仆历经十六个小时的旅程，但没穿风衣，也没戴帽。他提着一个鼓鼓的黑色公文包，另一手拎着一只绿色的哈洛德手提袋。强劲的海风鞭挞着他身上的都会西装，带咸味的雨丝刺痛了他的眼，一圈圈的泡沫从他前方的路面上撇过。

    皮姆一路向前。他走到一家标示着“客满”的公寓前廊，按门铃，等着，门外的灯会先亮起来，接着是门里解开链锁的声音。就在他等候的当下，教堂的钟敲响了五声。皮姆仿佛回应钟声召唤似的，旋过脚跟，回头定睛看着广场。看浸信会教堂耸立在奔腾云朵间毫无美感的尖塔。看装饰庭园引以为傲的智利猴嘴树。看空荡荡的音乐台。

    看公交车候车篷。看小街巷的幽暗阴影。看一扇又一扇的门廊。

    “怎么，坎特伯雷先生，是你啊。”他背后的门开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尖锐地响起。

    “你真坏。你又坐夜车了，我就知道。你为什么从来不打电话？”

    “哈啰，杜柏小姐。”皮姆说，“你好吗？”

    “别管我好不好，坎特伯雷先生，赶快进来，你会冷死的。”

    但强风吹袭的丑陋广场却似乎使出魔咒，锁住了皮姆的脚步。

    “我以为‘海景’还在待价而沽，杜柏小姐。”被她拉进屋里时，他说，“你告诉我说，库克先生在他太太过世后搬走了。他不再踏进这个地方一步，你说的。”

    “他当然不会再来。他会触目伤情。快进来吧，坎特伯雷先生。我来泡茶，你先擦干脚。”

    “那么，他楼上卧房的窗户为什么有盏灯亮着？”皮姆任由老妇人拉他踏上台阶，问道。

    就像许多专制暴君一样，杜柏小姐个头娇小。

    她年岁已高，仿佛会随时碎成粉末似的，重心倾向一侧，佝偻着背，弄皱了身上的晨袍，也让她周遭的一切似乎都斜歪着。

    “库克先生把楼上租出去了，赛莉亚，范因租了来画画。你真是够了。”她滑上门闩。

    “三个月不见踪影，突然在三更半夜回来，竟然只关心别人窗里的灯光。”她又闩上另一道锁。

    “你永远不会改变，坎特伯雷先生。我真不知道我干吗费心。”

    “赛莉亚·范因到底是谁？”

    “范因医师的女儿，傻瓜。她想看海，画画儿。”她的声音陡然一变，“坎特伯雷先生，你怎么这么大胆？还不快脱下来。”

    杜柏小姐锁好最后一道门链之后，尽可能地直起身子，准备给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拥抱。但她却未如往常那样皱起眉，这时一定没人会相信，她那无精打采的脸上竟出现了一丝惊恐。

    “你那条可怕的黑领带，坎特伯雷先生。我不要死亡踏进屋里。我不要你打那条领带。你是为谁打的？”

    皮姆是个英俊的男子，带点孩子气，但很出众。五十出头，正当盛年，充满热情与急迫感，即使在这个既无热情也无急迫感的地方也不改本色。但在杜柏小姐看来，他最大的优点是那可爱的微笑，散发着温暖与真诚，让她感觉舒畅。

    “为了白厅的一位老同事，杜柏小姐。无关紧要的人，不是什么亲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