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觉？我只记得一次。我们开车到托基享受周末，瑞克在帝国饭店俯瞰海景的套房里设下非法的牌局，那次一定正好碰上古德劳夫先生的某次辞职期间，因为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铺满月光的玉米田，因为显然为公事忧心的瑞克把它当成了无遮无掩的平坦大道。并肩摊在宾利的车顶上，父子俩就让温热的月光晒灼脸庞。

    “你还好吗？”皮姆问，意思是你的流动资产还好吗，我们是不是正走向入狱之路？

    瑞克紧紧地握了握皮姆的手。

    “儿子。有你在我身边，上帝在天上，宾利在我们下面，我是全世界最安然无恙的人。”他句句由衷，一如既往，而他最骄傲的是将有那么一天，皮姆在铁路右侧的老贝利，穿上最高法院院长的全套法袍，作出判决，就像在他们始终矢口否认的日子里施加给瑞克的判决一样。

    “爸爸。”皮姆说。但住口了。

    “什么，儿子？你可以告诉你老爸。”

    “只是——嗯，如果你不能预付寄宿学校第一学期的费用，没有关系。我是说，我可以去一般的学校。我只是想我总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你想告诉我的就是这些？”

    “没有关系，真的。”

    “你读过我的信，对不对？”

    “没有，当然没有。”

    “你曾经缺少过什么东西吗？在你这一生里？”

    “从来没有。”

    “很好。”瑞克说，他紧紧地抱住皮姆，差点儿扭断皮姆的脖子。

    “钱从哪儿来，希德？”我一而再地追问，“为什么总是有钱进来？”即使到了今天，无法释怀的我仍然热切地想在当年那一片混乱中，抽丝剥茧出最重要的核心；即使事实正如巴尔扎克所言，每一笔财富背后都有一桩重大的罪行。但希德从来就不是客观的历史记录者。他啜一口酒，明亮的眼睛蒙上雾霭，一抹遥远的微笑照亮他那如鸟一般的小脸。内心深处，他始终认为瑞克是蜿蜒曲折的长江巨河，而我们每一个人所了解的都局限于命运赋予我们的范畴。

    “我们最大的一笔是多伯西。”他回忆说，“我不是说没有其他的来源，狄奇，我们有的。我们有很棒的计划，很多都非常有远见，非常有想像力。但老多伯西是我们最大的一笔。”

    对希德而言，永远都有笔大生意。就像赌徒和演员，他一生以此为志，今天依然如此。但那一夜他告诉了我多伯西的故事，天知道多少杯酒都换不来的，尽管最黑暗的部分仍隐而未提。

    在那段时间，狄奇——希德说，而那时梅格为我们多添一块馅饼，烧旺壁炉里的柴火——战事多变，狄奇，在上帝的帮助下，理所当然的，对盟军越来越有利，你爸爸很用心想开创事业，发挥他富于想像力的天分，我们都了解也赞同。

    到了1945年，物资缺乏已不可能持续。物资缺乏变成，让我们面对事实吧，一种高风险的生意。随着和平的意外来临，你的巧克力、尼龙袜、干果和汽油可能一夜之间涌入市场。这些涌进的物资，狄奇，希德说——瑞克的慷慨陈词就像我无法摆脱的曲调回荡不去——就是你的“战后重建”。而你爸爸，有这么好的头脑，就像其他的善良爱国人士渴望分食大饼，这没什么不对。问题是，像以往一样，如何找到立足点，因为就算是瑞克也无法在没有一文资金的情况下垄断英国的房地产市场。真是机缘巧合，希德说，立足点竟然是通过马斯波先生那个讨人厌的姐姐弗洛拉找到的——你一定记得弗洛拉！我当然记得！弗洛拉是个很好的侦察人才，胸前伟大，又不吝展现，所以骑师们都爱死她了。但她真心所属的对象，希德告诉我，是一个替政府工作的名叫多伯斯的绅士。有天晚上在阿斯科特，喝了点酒——你爸爸当时去参加一场会议所以不在，狄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