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化名。绿袖子。”

    “真有意思。我喜欢。绿袖子。一个地道的英国线人。你从档案里抽出这张纸，然后怎么处理？就告诉我吧，凯特。已经过去了。继续吧。”

    “我偷走了。”

    “好吧，然后怎么处理呢？”

    “他也是这么问我的。”

    “什么时候？”

    “他打电话给我。”

    “什么时候？”

    “上个星期一晚上。在他应该回到维也纳以后。”

    “几点？拜托，凯特，很好。他几点打电话给你？”

    “十点。晚一点。十点半。可能早一点。我正在看《十点新闻》。”

    “正播报什么？”

    “黎巴嫩。炮击。的黎波里还是哪里。我听见他的声音就把音量转小，炮击还一直继续，像无声电影。‘我需要听见你的声音，凯特。我对一切都很抱歉。我打电话来是要说对不起。我不是个坏人，凯特。不是假装的。’”

    “不是？”

    “没错，不是。他怀念过去。不是。我说这只是因为你父亲过世，你会没事的，别哭。别说得好像你自己也死了一样。打起精神。你在哪里？

    我来找你。他说他没办法。不再有办法。然后就提到他的档案。我应该把我做的事全抖出来，别再掩护他。但给他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凯特。这么多年之后，这点时间不算多吧。’接着，我是不是还保留那份替他拿出来的报告？我毁掉了，还是有副本？”

    “你怎么说？”

    她走进卧房，拿出一个乱糟糟装随身用品的盥洗袋。她抽出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棕色纸，交给他，“你给他一份副本吗？”

    “没有。”

    “他要求你给吗？”

    “没有。我不会这么做的。我相信他了解。

    我拿了，也告诉他说我拿了，他应该要相信我。

    我想有一天我会放回去。这是个环节。”

    “他星期一打电话给你时人在哪里？”

    “电话亭。”

    “对方付费？”

    “距离不远。我付了四个五十便士。你注意，他可能还在伦敦，如果你了解他的话。我们谈了大约二十分钟，但多半的时间他都说不出话来。”

    “说详细点。拜托，老情人。你只要说一遍就好了，我保证，所以你应该仔细说清楚。”

    “我说：‘你为什么没回维也纳？’”

    “他怎么说？”

    “他说他的零钱用完了。这是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我的零钱用完了。’”

    “他曾经带你去过什么地方吗？某个藏身之处？”

    “我们都在我的公寓，或去旅馆。”

    “哪些旅馆？”

    “维多利亚的格罗斯维纳。利物浦街的大东方。他喜欢那几间俯瞰铁路的房间。”

    “给我房号。”

    他抓住她，走到书桌旁，依她口授，写下两个号码，然后披上旧晨袍，在腰间打上结，对她微笑。

    “我也爱他，凯特。我是比你更笨的笨蛋。”

    但她没以微笑响应。

    “他谈到过可以逃离一切的地方吗？或他的梦想？”他倒给她一些伏特加，她接过酒。

    “挪威。”她说，“他想看驯鹿迁徙的情景。

    他有一天要带我去。”

    “还有什么地方？”

    “西班牙。北部。他说他为我们买了一幢别墅。”

    “他谈过他的写作吗？”

    “不太多。”

    “他说过想在哪里完成他的伟大著作吗？”

    “在加拿大。我们要在冰天雪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