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的吗？”他抬起一只手在我面前挥动着，我可以清楚地听到他手臂肌腱干涩得吱吱咯咯作响。

    我想说话，但又不知道说什么。不过说不出也不要紧，反正也没什么好说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个信使，”斯托伯说，“像他妈的从坟墓下面来的联邦快递员，好玩吧？像我这样的人经常出来，无论时机是否适合，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想无论是谁在做事，上帝或人，都喜欢逗乐子。他总想看看你是不是珍惜所拥有的，或者在你无法预知的情况下作出选择。事情就像今晚这样，你自己说出了一切，母亲病了，搭车去……”

    “如果我愿意坐那老头的车，就没事了，对吧？”我说。现在我可以明显地闻到他的气味，除了松香空气清新剂的气味，还有隐隐的腐肉的臭味。我怎么不曾嗅出来呢？还是我把它误认为其他气味了呢？

    “很难说，也许你说的那老头也是死人。”他回答。

    我想起了那老头刺耳的嗓音、猛扯疝气带的动作。不，不会是死人。但我因无法忍受他车里的尿臊味而使自己遇到了更糟糕的事。

    “总之，我们没有时间谈那么多了，再开8公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房子了，再开11公里我们就到路易斯顿的地界了，现在你得作出选择。”

    “选择什么？”我就想知道这个。

    “谁坐上过山车，谁待在地上，你还是你母亲？”他转过来，用他那反着月光的眼看着我，笑意更浓了，我看见他大部分牙齿在车祸中被撞掉了。他轻拍着方向盘说：“我带你们中的一个走，既然你在这，就由你选吧。选谁？”“开玩笑。”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说这些已没什么用了。因为他这次是认真的，绝对认真。

    我回忆起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两人相依为命，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当然也有些是痛苦的日子。想起了裤子上的补丁和沙锅晚饭，很多孩子每周可花两毛五买热腾腾的午餐来吃，而我总是带一块花生黄油三明治或一块包着香肠的隔夜面包，像那些从穷光蛋到巨富的愚蠢故事中的傻小子。她不知道在多少家餐馆和酒吧里干过活，靠这收入来养家糊口。每个月她都要请一天假，穿上最好的衣服，约见贫苦儿童救济局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西装笔挺，坐在厨房的摇椅上，膝上放一块写字板，手上握着一支粗亮的钢笔。她带着机械的微笑回答着他那带侮辱性的令人尴尬的问题，却词不达意，甚至像我这样九岁大的孩子回答得都比她好。还要给他准备咖啡，因为只有他作出正确的调查报告，我们每月才能拿到那屈辱的50元补助。工作人员走后，她就倒在床上哭泣，当我走进房间坐在她旁边，她挤出笑容并说贫苦儿童救济局是狗屎。我笑了，她也跟着笑了。在这世上，只有我和我那肥胖嗜烟的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生活的无奈和屈辱，我们只能一笑而过。然而并不只是如此。对我们这种在世间忍辱偷生的人来说，有时取笑那些愚昧的工作人员是我们能做到的唯一报复。她干过餐馆酒吧里所有的活，而且经常加班，这使她的脚踝肿痛，回到家里她一边缠绷带，一边把所得的小费放入标有“阿兰的大学学费”的罐子里——就像那些从穷光蛋到巨富的故事，而且还不断地唠叨要我努力学习，别人的孩子有钱，四处玩乐，不务正业，而我却不能。因为她的小费积攒了很长时间还是不够，最后只好申请助学贷款，如果我要上大学的话。我只能上大学，这对我和她来讲是唯一的出路。请相信，我在那时候确实努力学习，我并不瞎，我知道她所负的生活的担子是多么沉重，看见她烟抽得很凶（这是她唯一的快乐，唯一的缺点，只有置身处地才能明白这一点），我希望我们的生活总有一天会变好，而我是唯一能照顾她的亲人。如果能有大学学历和一份好的工作，我就能做到。我应该如此，因为我爱她。那天我们等着坐过山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