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过分机灵更可恨的了。（原文是拉丁文。）——塞内加（塞内加（前4—公元65），罗马哲学家，著作家，政治家。）一八××年，秋天，巴黎，一个刮风的傍晚，天刚抹黑，我陪着朋友西·奥古斯特·杜宾一起在市郊圣日耳曼区多瑙街三十三号四楼他那间小小的后书房里，或者说书斋里，我自得其乐地一边沉思一边用海泡石烟斗抽着烟。至少有一个钟头，我们都保持着沉默；这时有谁闯进来看的话，恐怕只见两人全专心一意地沉浸在熏得满屋乌烟瘴气的袅袅烟圈里。不过我当时正在琢磨着薄暮时分我们谈论的某些话题；我说的就是毛格街血案和玛丽·罗热惨遭杀害的疑案。因此，忽见房门打开，闯进一位老相识，巴黎警察厅长，葛××先生，我就当做桩巧事了。

    我们热情地接待了他；虽然这人简直卑鄙但也相当有趣，再说又有好几年没看见他了。我们原坐在黑暗里，这时杜宾站起身，想去点灯，可是一听葛××说，特地来跟我们商量，或者不如说向他讨教一些伤透脑筋的公事，就没点灯，又坐下了。

    “如果是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那还是在黑暗里琢磨的好，”杜宾缩住手，没去点灯，讲道。

    “那又是你的一个怪想法，”警察厅长说，凡是碰到他理解不了的事，都称作“怪”，他就这样生活在层出不穷的“怪事”中。

    “对极了，”杜宾说，顺手递给客人一只烟斗，还推了张舒服的椅子给他。

    “这回又有什么困难了？”我问道。“但愿别是什么暗杀案子？”

    “哦，不是；不是那种案子。其实，这桩事倒非常简单，我深信我们自己也对付得了；不过我看，杜宾总愿意听听这桩事的详细经过，因为这事真怪极了。”

    “又简单又怪，”杜宾说道。

    “嘿，可不；但也并不尽然。说真的，我们全给弄得莫名其妙，因为这事看看非常简单，可就是破不了案。”

    “也许正是因为这事简单，才把你们弄迷糊了吧，”我朋友说。

    “真是废话！”警察厅长尽情大笑，答道。

    “也许这疑案未免有点太清楚了，”杜宾说。

    “哎呀，天哪！谁听说过这种话？”

    “未免有点太明显了。”

    “哈！哈！哈！——哈！哈！哈！——嗬！嗬！嗬！”这位客人乐不可支，尽情大笑，“哎呀，杜宾，你早晚要把我笑死。”

    “到底有什么事要解决的？”我问道。

    “这个，回头就告诉你们，”警察厅长答道，一边不慌不忙、若有所思地深深喷了口烟，在椅子里坐好。“我只用几句话告诉你们；不过，没讲以前，让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件事需要绝对保密，要是给人知道我把这事泄漏给谁听了，我这个饭碗八成就要砸了。”

    “说下去。”我道。

    “要么别说。”杜宾道。

    “那我就说了；我从最高方面听到个机密消息，说禁宫里丢失一份绝顶重要的文件。偷文件的是谁，已经知道了；这倒不消问的；人家亲眼看见他拿的。此外还知道，这份文件还在他手里。”

    “怎么会知道的？”杜宾问道。

    “看文件的性质就猜到了，”警察厅长答道，“再说文件一旦不在偷信人手里，马上就会引起某种后果，现在还没看到这种后果；——换句话说，就是他总想拿这份文件派个用场，现在派了用场。”

    “再说得明白点，”我道。

    “好，我姑且放胆说吧，这份文件一到了某人手里，某人在某方面就有了某种势力，而这种势力在这方面正是无限珍贵的。”警察厅长就好讲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大明白，”杜宾道。

    “不明白？好吧，要是这份文件给第三者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