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巨猾，当然只有屈居下风。凡是碰到比他们狡猾的人，他们始终居下风，碰到不及他们狡猾的人，也往往居下风。他们的侦查法则始终不变；就算碰到特别紧急的任务，特别丰厚的赏格，还是不改法则，至多也不过把办案的老办法变通一下罢了。比如说，在德××这件案子里，他们干过的事有哪一件改变了办案法则的？钻啊，戳啊，测探啊，用显微镜照啊，把房子的表面划成一方寸一方寸，编上号码啊，这一切算什么？这只不过是一种搜查法则或一套搜查法则的变通办法罢了！他们就是根据那一套对人们心机的看法定出这种法则，警察厅长办案多年，早就习惯了这种老看法。难道你看不出来，他认为所有的人要隐藏一封信，虽不一定在椅腿里钻个洞藏在里头，但至少一定藏在什么偏僻的洞眼里或角落里，这想法跟人家想到把信藏在椅腿洞眼里完全是一个心眼。难道你看不出来，只有一般情况，而且只有一般头脑平常的人才会藏在这种煞费苦心的角落里；因为，一般人家藏东西首先可能这样猜想，东西要藏好，要藏在煞费苦心的角落里；这样的话，搜的人根本不必怎么精明，只要小心、耐心和决心，就可以搜出来；碰上紧要案子——碰到有重赏，警察就会看做紧要案子——他们必定会小心、耐心和下决心。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要是这封失窃的信藏在警察厅长调查的范围内——换句话说，要是藏信的办法凑巧跟警察厅长那套原则相符——那么要找出来根本就不成问题。可是，这个警官完全给弄糊涂了；他失败的原因就是把这位部长当作傻瓜，因为这位部长素有诗人的名望。警察厅长认为，凡是傻瓜都是诗人；因此推论，凡是诗人都是傻瓜，在这方面，他只不过错在违犯了不能因果倒置（原文是拉丁文。）的原理罢了。”

    “可是这一位当真是诗人吗？”我问道。“据我知道，他们有两兄弟，两人都是以博学多才出名。这位部长的的确确旁征博引地写过专论微分学的文章。他是位数学家，不是诗人。”

    “你搞错了；我对他倒非常熟悉；他不但是诗人，也是数学家。身为诗人兼数学家，必然精通推论；单单是数学家，根本就不会推论了，那就要落入警察厅长的掌心了。”

    “我真没想到你有这种看法，”我道，“这跟世人的意见相反。你总不见得小看千百年来举世公认的看法吧。数学上的推论老早就被一致认为是最完善的推论。”

    “可以打赌说，公众的意见是愚蠢的，因为这意见迎合大多数人（原文是法文。）。”，杜宾引了尚福尔（尚福尔（1741—1794），法国文学家，讽刺诗作家，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的反对派。）的话说道，“不错，数学家尽量传布你刚才说的那种流行的谬论，这个谬论虽给当做真理传布了开来，可仍然是个谬论。比方说，他们巧妙地把代数称作‘解析’，这种心思实在犯不着。法国人首创这种邪说；不过要是名称有什么重要意义，要是字眼用起来有什么意义，那么‘解析’其实已具有‘代数’的意义，就像拉丁文‘ambitus’含有‘野心’的意思，‘religio’含有‘宗教’的意思，‘i’含有‘体面人’的意思一样。”

    “我明白，你跟巴黎几位代数学家正在争辩，”我道，“不过你还是说下去吧。”

    “我反对那种推论的用法，怀疑这样用的价值，这种东西除了作为抽象逻辑的形式之外，不该什么特殊形式都用上去。我特别反对数学研究引申出来的推论。数学是形式和数量的科学；数学推论用来论证形式和数量才合逻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竟把所谓纯粹代数学的真理都看做抽象的真理或者一般的真理。这真是大错特错，因此眼见世人竟普遍同意这种看法，真是吃惊不小。数学的原理绝不是一般真理的原理。比方说，比数对形式和数量是适用的，对心理学往往根本不适用。在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