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在花园座椅上坐在西蒙医生旁边时，热心的医学科学家立即重新提到了这件事。但他没能从奥布赖恩嘴里套出更多的东西，后者的思想完全跑到比这愉快得多的事情上了。

    “我不能说这事使我很感兴趣，”爱尔兰人坦率地说，“尤其是因为现在一切都已水落石出了。显然，布雷恩因为某种原因恨这个陌生人，就把他骗进花园用我的剑把他杀了，然后逃向城里，走的时候把剑丢掉。顺便说一下，伊凡告诉我死人的口袋里有一张美元票子。因此，他是布雷恩的同胞。这似乎更明确了。我看不出解决这事有什么困难。”

    “有五大难点，”医生平静地说，“像高墙一样挡道。不要误会我，我不怀疑是布雷恩干的。我想，他的逃跑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是怎么干的。第一难点：当一个人可以用一把折叠刀杀了人后再把刀放回口袋的时候，为什么要用一把又笨又长的军刀？第二难点：为什么没有听到响动或喊叫？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挥舞着刀向他扑上来时，一般都是不吭声的吗？第三难点：有一个仆人整晚上都守着前门，连一支耗子都进不了瓦伦丁的花园，那么死者是怎么进的花园呢？第四难点：同样情况，布雷恩是怎么走出花园的？”

    “第五个难点呢？”尼尔说时，眼睛盯着小路上慢慢走来的英国神父。

    “我想，是件小事，”医生说，“不过我认为是最奇怪的事情。我初看脑袋是怎么砍掉的时候，我以为凶手砍了不止一刀。但是仔细检查后，发现在砍断的部分上砍了许多刀。换句话说都是在脑袋掉下来之后砍的。布雷恩难道恨他的仇人恨得那么凶，非得在月光下用军刀多次猛砍才能解恨不可？”

    “可怕！”奥布赖恩发抖说。

    小个子布朗神父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已经来到，带着他特有的腼腆神色等着他们讲完，然后很尴尬地说：

    “我说，对不起打搅了你们，但是我是奉命来告诉你们消息的。”

    “消息？”西蒙重复道，透过眼镜有点很不烦恼地说。

    “是的，我很难过，”布朗神父温和地说，“你们知道，又出了起谋杀案。”

    座椅上的人跳了起来，把椅子都摇动了。

    “而且更奇怪的是，”神父迟钝的眼光望着杜鹃花接着说，“同样令人厌恶，又是砍头。他们实际上是在河里发现那颗仍在滴血的脑袋的。靠着布雷恩去巴黎的大路几码远，所以他们认为他——”

    “好呀老天爷！”奥布赖恩喊道，“布雷恩是个捣蛋狂吗？”

    “有美国人的血统，”神父冷漠地说，“他们要你们到图书室去看看。”

    奥布赖恩跟着其他人去验尸，恶心地马上要呕吐了。作为军人，他厌恶所有的秘密谋杀。这些荒唐透顶的肢解，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第一颗头砍下来，然后又一颗。

    在这种情况下，说两个人的智慧胜过一个人，两颗脑袋胜过一颗脑袋，简直是胡扯。他穿过书房的时候，一件令人震惊的巧合使他打了个趔趄。在瓦伦丁的桌子上，摆着一张彩色照片，是一颗正在滴血的头——第三颗了。那头正是瓦伦丁本人的头。仔细看才看出来那只是法国国家主义派报纸《断头台》对它的政敌所玩的一种手法。凡是它的政敌，一定会以受处决后的头像出现在报纸上。瓦伦丁是他们的政敌，这一期轮到他上“断头台”了。但是奥布赖恩是爱尔兰人，他不懂这一套，他只奇怪法国的知识界何以作出这种残忍而卑劣的把戏。这使他回想起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

    图书室深长，低矮，黑暗。只有百叶窗里透进的一点阳光，才泛有一丝晨曦的红色。

    瓦伦丁和他的仆人伊凡在一张微微倾斜的长书桌尽头等候着他们。

    书桌上摆着两个人体的残余部分，在晨曦中看着分外的大。花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