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担心了。看来，虽然我对蕾切尔的养育一塌糊涂，但她的自信心与适应能力依然很强。我从车里拖出一袋买回的东西，搬进了屋。

    “哎呀，妈，你到底口交过没有嘛？”

    见鬼！总是在我自以为处理得当的时候给我一击。我把东西放在桌子上，突然听见一声窃笑。

    我转过身去。

    “什么东西那么好笑？”

    “只玩儿，妈”。

    “什么？”

    “只是逗你玩儿的！”她拉开冰箱，抓起一罐汽水就一溜烟冲了出去。

    晚上等到她睡了以后，我和两个朋友通了电话，一起讨论该怎样处理这种情况。苏珊认为我处理得恰到好处。吉娜却觉得很难说，最好是求助于单亲家长热线。吉娜是一位社工，她总是主张向陌生人敞开心扉。

    到我终于忙完，倒了一杯葡萄酒坐下来的时候，已经临近午夜了；这时我才想起还没取回今天的邮件。

    我们住在芝加哥以北20英里的一个小区里。其实我们以前住在城里，并且打算一直住在市区的；但是有一天，我带着蕾切尔从我们居住的湖景公寓小区步行去公园，走过街区尽头人行道旁边的一个大型垃圾桶时，好奇而敏锐的三岁女儿突然指着前面惊叫道：

    “妈咪快看，那儿有只胳膊！”

    果然，一只手臂一动不动地吊在那儿。

    六个月以后，我们就搬到了郊区。

    有时我也想搬回城里；这个学区的中小学尽管偶尔也会出点儿事故，但就各方面条件而言，在本州还算是名列前茅的；我们所在的社区虽然没什么独特的优势，但晚上外出也相当安全，哪怕是去公园也没什么可怕的。

    问题在于我讨厌打开信箱——因为信箱里只有账单，从无他物。但明天是周五，今晚拿了信，后面几天就不必去，周一再去就行。于是，我匆匆穿上外套，冲向信箱——尽管已到四月下旬，春天之于芝加哥依然只是理论上的概念。

    电力公司与燃气公司寄来的账单之间，夹着一个白色的大信封；这个大信封是芝加哥庆典活动办公室寄来的。该办公室是我的一个客户，我曾为他们制作过电视纪录片。我一拆开大信封，就掉出来一个小一些的浅黄色信封，上面贴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

    艾利：这是寄给你的，很可能又是你的一个粉丝写的。市长说把它退回去。看来你抢了他的风头。丹娜。

    我禁不住笑了。芝加哥市政府搞千禧年庆典活动，负责该活动的办公室招标拍一部题为《欢庆芝加哥》的纪录片，后来我中了标，当时自己都吃惊不小。结果，《欢庆芝加哥》成了我的最佳作品——该片采用资料影片、照片和访谈等方式，诗意地再现了芝加哥及其周边城市的历史沿革。片子首映于城市的庆典仪式，至今也还在电视节目中播放。称赞该片的信件开始时如溪水一般源源不断，现在已经变成了细流；尽管如此，优雅大度的丹娜是庆典活动办公室主任，她收到这类信件后依旧一律转给了我。

    我把黄信封翻了个面，看到信封边缘印着花卉图案。我的名字“艾利·福尔曼”，是用钢笔蘸着墨水写的，由《欢庆芝加哥》节目组转交。寄件人地址是芝加哥的伦特街，位于罗杰斯公园。我用小刀开启了信封，抽出信纸；信纸上挤满了难以辨认的字迹。

    希望你能收到这封信。我并不知道你的地址。我叫露丝·弗莱希曼。我们从未谋面，可是我不知道还能找谁。最近两年来，一位名叫本·辛克莱的老先生租住在我家，他不幸于几周前去世。然而我不认识他的任何亲属；不过我发现他的遗物中有一张纸条上写着你的名字，于是我就猜想你可能是他的一位亲属或朋友。如是，请打个电话过来，我将非常感激。我觉得他没有留下遗嘱；不过，他所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