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都是证据。你在阿布·高什那边吃过晚餐。如果真的有地毯式驱逐令，为什么那间餐厅还在那儿？在西加利利，为什么撒梅里亚没有了，但阿勒马克还在？因为阿布·高什和阿勒马克的村民没想把我们杀光。但或许我们错了，或许我们应该把他们都赶走，不让阿拉伯人留下来，成为我们的少数族群。”

    “那样难民就更多了。”

    “是的，但如果他们失去了回来的希望，就可以努力融入到约旦和黎巴嫩，而不是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把我们视为妖魔，视为不合法的那一群。为什么费拉·阿勒·塔马里的父亲这么多年一直留在艾因赫勒韦？为什么他的其他阿拉伯兄弟国家——那些和他有着同样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国家——不接受他？因为他们希望把他当作工具，质疑我们存在的权利。我就在这里，我活着，我呼吸，我存在。我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我存在，当然，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去。”他看着加百列，“我希望有人替我看管这一切，我的眼神已经没以前那么锐利了。”

    渔船的灯光消失在了太巴列港，沙姆龙突然倦了。“这里永远不可能太平，从来也没有太平过。自从我们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来到这里，就一直在打仗。迦南人、亚述人、腓力斯人、罗马人、亚玛力人。我们总想让自己相信，我们的敌人最终会放弃摧毁我们的美梦。现在我们为这些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付出了代价。没有公平的和平，没有和解的宽容。”

    加百列站起身，准备离开。

    “我怎么回复总理？”

    “告诉他我会考虑的。”

    “行动队只是一个台阶，加百列。有一天你会掌管整个情报处，成为‘大天使’。”

    “你才是唯一的‘大天使’，阿里。你永远都是。”

    沙姆龙开心地笑了：“我怎么跟他说，加百列？”

    “告诉他，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朱利安·伊舍伍德的电话给了加百列清除掉基娅拉在公寓里留下的最后一丝痕迹的理由。他联系了一个俄罗斯移民慈善组织，说有东西要捐赠。第二天早晨，两个瘦瘦的莫斯科男孩来到他家，搬走了客厅所有的家具：沙发、椅子、茶几、灯、餐桌，甚至还有基娅拉精心挑选的铜水壶和陶瓷餐具。他没有捐掉卧房的东西，只是换了床单和床垫——那上面还留着基娅拉头发的香气。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送货车一直在光临纳齐斯大街。首先是一张白色的检查桌，接下来是白色卤素灯和可调节支架。伦敦罗塞尔大街的著名艺术创作工具店运来了刷子、颜料、溶解剂和清漆。一家利兹的化学用品公司送来几箱危险的化学溶剂，甚至引起了以色列邮政机构的关注。从德国运来了昂贵的带伸缩架的显微镜，还有从威尼斯的工作坊运来的两个大橡木画架。

    第二天，伊拉斯谟·盖利尼斯的《狮穴中的丹尼尔》到了。几乎整个下午的时间，加百列都在拆板条箱，又和沙姆龙一起把那幅巨大的作品放到架子上。被野兽包围着的丹尼尔吸引了沙姆龙，他一直留在那里，看着加百列用棉花棒和一盆兑了氨水的蒸馏水擦拭作品表面积了一个多世纪的尘土和污垢。

    他尽可能地延续他在威尼斯的工作习惯，天还没亮就起床，尽量不开收音机，因为不想让血腥和警报打破绘画给他带来的安宁。整个上午的时间，他都会留在工作室，下午很可能会继续工作，一直到夜晚。他尽量避免在扫罗王大道多待，不过有一次在开车去赫茨尔山看莉亚的时候，他听到广播里提到了勒夫辞职的消息。现在见到莉亚时，她对维也纳的回忆已经没有以前那样频繁了，而且每次沉浸的时间也缩短了。她会问他一些关于过去的问题。

    “我们是在哪里相遇的，加百列？”

    “在贝扎雷艺术学院。你是一个画家，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