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琴盒里取出提琴，开始演奏。一位难友从旁边走过，大队长请他说出我所奏作品的名字。难友说他不知道。大队长拔出手枪，射穿了难友的头。他又找到另一名囚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位优雅的乐手拉的是什么曲子？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答对曲名的人就能捡回一条命。答不对的，他就打爆那人的脑袋。等他结束试验的时候，我脚下已经躺了十五具尸体。饱饮犹太人鲜血的饥渴消解之后，这家伙阴沉地微笑着走了。我和死去的人们并肩躺着，为他们祈祷。”

    克莱恩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接着，一辆汽车在街上呼啸驶过。克莱恩抬起头，又开口了。如何将奥斯威辛的邪恶同战争索赔处的爆炸案关联在一起，加百列还不是很确定。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对故事接下来的走向已经有了一种清晰的预感。克莱恩继续沿着时间轴讲下去，用拉冯的话说，这叫一次取一片瓷器一一奥斯威辛虎口幸存，解放，他回到维也纳……

    战前，犹太社区计有十八万五千人，他说道。六万五千人在大屠杀中殒命。一千七百个破碎的灵魂在1945年挣扎着回到维也纳，迎接他们的却唯有公开的敌意和新一轮反犹太主义浪潮。那些在德国枪口下逃出去的人，却在返乡的路上遭遇了重重阻碍。他们要求经济赔偿，然而得到的回应却只有沉默，或是讥讽着把皮球踢给柏林。克莱恩回到了第二行政区的老家，发现家里已经住着一户奥地利人。他要求他们离开，却遭到拒绝。他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才把他们磨走。至于他父亲的纺织品生意，却是永远不能恢复了，也再没人努力去恢复过。朋友们鼓动他去以色列或美国，克莱恩拒绝了。他发誓要在维也纳住下去，做一个活生生的、能呼吸能行走的纪念碑，纪念那些受驱赶、被屠杀的人们。他把自己的小提琴丢在了奥斯威辛，此后也再没演奏过。他先在一家纺织品商店里做文员维持生计，后来又做了保险推销员。1995年，为纪念二战结束五十周年，政府决定向奥地利的犹太幸存者支付每人约六千美元的赔偿金。克莱恩给加百列看了支票——始终没有提现。

    “我不要他们的钱，”他说，“六千块？赔什么？我父母亲？我两个妹妹？我的家园？我的财产？”

    他把支票摔在桌上。加百列偷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发现已经凌晨两点半了。克莱恩开始缩小范围，向主题逼近。加百列竭力克制着不去催他，唯恐这位处于脆弱状态的老头儿，被人一推就跌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

    “两个月前，我在中央咖啡馆喝咖啡。人家给了我一个很舒服的座位，靠着一根柱子。我点了一份法利赛咖啡。”他顿了顿，扬了扬眉毛，“你知道法利赛咖啡吗，阿戈夫先生？咖啡加奶油，同一小杯朗姆酒一起端上来。”他说对不起，因为自己沾了酒精，“当时是下午，接近傍晚了，你了解吧，天又冷了。”

    当时一名男子进了咖啡馆，衣着齐整体面，比克莱恩老几岁。“一个老派的奥地利人，你懂得我的意思吧，阿戈夫先生。”他的步态中透着傲慢，惹得克莱恩放低了手中的报纸。侍者急忙抢上去招呼那人。那个侍者拧着双手，双脚来回跳着，好像一个憋了一泡尿的小学生。晚上好，沃格尔先生。我正担心今晚您不来了。您的老座位？让我猜猜：奶油咖啡？来点甜点怎么样？他们跟我说今天的巧克力蛋糕特别好，沃格尔先生……

    接着，那老人说了几句什么，麦克斯·克莱恩只觉得后背冷得犹如冰冻。这分明就是在奥斯威辛命令他演奏勃拉姆斯的那个声音，就是他，命令克莱恩的难友们答出曲名，答不对的就要接受死刑。此刻，这个杀人犯正滋润健康地活着，还在中央咖啡馆点了奶油咖啡和巧克力蛋糕。

    “我感到自己当场就要吐出来，”克莱恩说，“我把钱扔在桌上，踉跄着走到街上。我再一次透过窗户看见这个名叫沃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