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沙子，筛沙子，为集中营的建筑工地准备材料，还有时候我们得修路、运石头。我每天都在挨打：棒打，鞭子抽，脚踢肋骨：挨打的由头可能是我掉了一块石头，或是扶着铲子柄休息太长时间了。这两个冬季寒冷彻骨，他们没有发给我们额外的冬衣，即使在户外工作也没有。夏天是酷暑，我们都得了疟疾。那些蚊子对日耳曼“主子”和犹大奴隶一视同仁。连门格勒也得了疟疾。

    他们给的食物根本不够我们活着，这样一来我们长期处在饥饿状态，同时还能为第三帝国奉献仅有的体力。我绝经了，乳房也瘪了。来到比克瑙没多久，我看起来也和那些“活死人”没什么两样了。早餐，我们领到的是一种灰颜色的水，他们管它叫“茶”。午饭是腐臭的汤，我们得在工作的地方就地解决。有时候，也许会有一小块肉。有些女孩子不肯吃，因为那看起来不合犹太教的洁净教条。在奥斯威辛的比克瑙分营，我自己是不顾什么宗教教规了。死亡集中营里没有上帝，而且我也恼恨上帝抛弃了我们，让我们沉沦在命运里。如果我碗里有肉，我就吃了它。晚饭，他们给我们发面包。与其说是面包，不如说是木屑。我们学会了晚上吃一半，剩下的一半留到第二天早上。这样我们在跋涉着去工地之前胃里可以有点东西。如果你干活的时候瘫倒了，他们就会揍你。如果你爬不起来，他们会把你扔到板车上，送你去毒气室。

    这就是我们在比克瑙女子营的生活。我们醒过来，将死去的人从床铺上搬开，幸运的人会在睡梦中死去。我们喝着灰色的“茶”。我们列队点名。我们排着整齐的五人一队去上工。我们吃中饭。我们挨揍。我们回营。我们点名。我们吃面包。我们睡觉，等着一切重演一遍。他们让我们在安息日那天做工。礼拜天是他们神圣的日子，于是不上工。每隔两周的星期天，他们剃光我们的毛发。—切都有日程。一切，除了选择杀人是随时随刻的。

    我们学会了预料他们的举动。就像禽兽，我们的生存本能变得高度敏锐。营内的人丁数目就是最可靠的预警指标。营里人太满了，他们就该选人杀了，从来没有发出过什么警告。点名过后，他们命令我们在营区的大路上排好队，等待着门格勒和他的筛选小组，等待着一次或生或死的机会，去证明我们还有干活的能力，还有活下去的价值。

    筛选过程延续了一整天。有些人根本没机会站在门格勒的桌前接受筛选，他们早就被党卫军的虐待狂“选中”了。有个名叫陶布的虐待狂，他就喜欢让我们“做锻炼”，据说是为了让我们在选官面前更强壮。他强迫我们做俯卧撑，接着他会命令我们把脸埋在淤泥里，挺着不许动。陶布有个特殊的手段，专门用来惩罚那些忍不住挪动的女孩子。他会用脚踩住她的头，将全身重量压上去，踩碎她的头骨。

    最后，我们来到“法官大人”面前。他上下打量我们，记下我们的编号。张嘴，张大下巴。举起胳膊。在这个污水坑一样的地方，我们努力地保持健康，然而根本做不到。谁要是喉咙疼，就可能被送去毒气室。药膏是宝贵的，怎么能浪费在犹太人身上。所以，手指划伤了也可能被门格勒选送到毒气室。

    如果我们通过了目测，我们的法官大人还要最后搞一道测试。他指着一道阴沟，说：“跳吧，犹太人。”我来到沟前，鼓起全身气力一跳。落在另一边，就能活，至少可以活到下一次的死亡筛选；如果掉进沟里，那我就得被拋上平板车，开往毒气室。我第一次经历这种疯狂的时候，心想：我是德国的犹太裔女孩，来自柏林的体面人家，父亲是著名画家，为什么要去跳这道沟？那次过后，每次我除了想跳到对岸去，双脚站稳，再没别的想法。

    罗莎是我们这个新家庭里第一个被选去的。她不幸染上了疟疾，病得很重，偏巧赶上一次“大选”。门格勒眼光专业，逃不过去的。罗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