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亲眼看到才行。”

    拉米雷兹点点头：“那就住雪绒花酒店吧。”

    “雪绒花？”

    “那是个德国人的小天地，”拉米雷兹道，“你不会相信那是在阿根廷的。”

    “你为何不一道走一遭？”

    “我恐怕自己会成为累赘。我在巴里洛切的某些社区里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啊。我在那个地方逛游的时间太长了些，你懂我的意思吧。我这张面孔太熟悉了。”阿根廷人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你也得小心，杜兰先生。巴里洛切不是一个可以随口打听事情的地方。他们不喜欢外来人对某些人提问题。你还得知道，你是在一个敏感的时刻来到阿根廷的。”

    拉米雷兹在一堆纸张中一阵翻找，然后取出了他要的东西——一份两个月前的国际版《新闻周刊》杂志。他把它递给加百列，说道：“我的故事在第三十六页。”接着他走进厨房，又取来两瓶啤酒。

    第一个死去的是一名叫作茵里克·卡尔德隆的男子。他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奇科区被发现的，就死在自家房子的卧室里。头部中四枪，很专业。像加百列这样的人，每听到一起谋杀，都会在心里勾画出一幅作案场景。他凝视拉米雷兹良久，随后把头转开，问道：“第二个呢？”

    “古斯塔夫·埃斯特拉达。两周后在出差途中于墨西哥城被杀。他有一天早餐会时没有出席，随后别人就在酒店房间里发现了尸体。又是头部中四枪。”拉米雷兹顿了顿，“这故事不赖吧，啊？两位杰出的商人，如此惊人相似地连续被杀，前后不过两周。这种扯淡的故事阿根廷人可喜欢呢。有好一阵子，许多人心思都被转移了，连自己身家利益都不关心了。”

    “案子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切知晓了，不过我觉得他们有。茵里克·卡尔德隆和古斯塔夫·埃斯特拉达彼此并不熟悉，可他们二位的父亲很相熟。亚历山德罗·卡尔德隆是胡安·庇隆的贴身副官，马丁·埃斯特拉达是二战后那些年的阿根廷国家警察总长。”

    “他们的儿子为何被杀？”

    “实话实说，我全无线索。事实上，我压根儿想不出一个说得通的理论。我所知道的仅仅是：责难之词在德国人社区里满天飞，人们精神高度紧张。”拉米雷兹喝了一大口啤酒，“我再说一遍，在巴里洛切要自己小心，杜兰先生。”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夜幕降下来，车辆涉水往来的声音从街上飘进来。加百列对于工作中的许多人都不太喜欢，不过阿尔方索·拉米雷兹是个例外。加百列却不得不欺骗了他，对此，加百列心里唯有歉然。

    他们谈到了巴里洛切，阿根廷，还有过去的事。拉米雷兹问及埃瑞克·拉德克的罪行，加百列将他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了他。这番述说引来了阿根廷人长久的静默，他似乎是感到了切身的痛苦，因为像埃瑞克这样的人有可能曾经在他所爱的国土上找到了庇护所。

    他们约好了等加百列从巴里洛切回来后再好好聊聊，接着就在昏暗的楼道里分别了。圣太摩区夜晚的寒气升腾起来，加百列在拥挤的人行道上走了一阵子。随后是一位骑着红色摩托车的女郎在他身边停下，伸手拍着屁股后面的后座，示意他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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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