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的一句诗从他脑中闪过：“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的结束之时。”

    阿道夫，艾希曼……

    可是，那个掌控生死的人，那个让火车准时开往死亡之营的凶手，他怎么能在六百万人消亡的时候，还安静地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荒凉的郊外？沙姆龙知道其中的答案，因为每份奥地利纳粹党人的资料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和其他几百名凶手一样，那个人是从“修道院之路”逃走的，所谓的修道院之路就是遍布于德国和意大利热那亚港口的一系列修道院以及教会机构。在热那亚的时候，天主教方济会给他提供了避难所，而教会慈善机构则帮他伪造了一张难民证明。1950年6月14日，他从方济会的那处修道院避难所出来，堂而皇之地乘坐乔凡纳C号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沙姆龙想，他或许想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教会的领导人没有谴责这个杀害六百万人的凶手，而他手下的主教和神父还给历史上最血腥的凶手以慰藉并提供了避难所。沙姆龙一直不能理解这个事实，这是绝对不可饶恕的罪过。

    他似乎叉听到勒夫从特拉维夫用安全通信线路打来电话时发出的吼叫声。沙姆龙心想，不。我不能帮助勒夫找到加百列。相反，要帮助加百列弄清楚，在湖边的那家修道院到底发生过什么，还有，是谁杀了本杰明·斯特恩。

    他走回屋里，脚步轻快而稳健。吉优拉正躺在床上看电视。沙姆龙整理起手提箱。每隔几秒钟，她的视线会离开电视屏幕，看看他，但并不说话。四十多年了，他们一直是这样。等沙姆龙把手提箱整理好后，他挨着她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

    “你会小心的，对吗，阿里？”

    “当然，亲爱的。”

    “你不会再吸烟了吧，对吗？”

    “再也不了！”

    “尽早回来。”

    沙姆龙上前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说道：“很快。”

    沙姆龙发现扫罗王大街很压抑，这里让他感受到屈辱。他得在大厅的安全处签写出入登记，还得在衬衫口袋上贴个标签。他再也不能利用特权乘坐专梯上楼了，现在，这种特权只属于勒夫。他和一群办公室主任以及档案室的普通男女职工一起挤进了普通员工电梯。

    他到了四楼。出于个人恩怨，勒夫想整治他一番，所以沙姆龙还要忍受一番羞辱。没有人给他拿咖啡，他只好自己到餐厅自动售卖机旁买了一杯淡咖啡。他沿着走廊，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间简陋的屋子，和储藏室差不多大小。里面有一张松木桌，一把钢制的折叠椅，还有一部散发着消毒剂味的破旧电话。

    沙姆龙坐了下来，打开手提箱，拿出一张从伦敦发回的跟踪照片，是莫迪凯在皮特·马龙家外面照的。沙姆龙坐在那儿，看了几分钟，胳膊撑着桌子，手指按在太阳穴上。每隔几秒钟，就会有人从门边探头往里张望，睁大眼睛盯着他，好像在看一头长相古怪的野兽。他心想，是的，没错，老子又在总部大厅坐冷板发了。沙姆龙装作没看见。他的注意力只在那个男人的照片上。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调查部的分机电话。电话是由一个女孩儿接的，听声音像是刚刚高中毕业。

    “我是沙姆龙。”

    “谁？”

    “沙——姆——龙，”他生气地说道，“我想要塞浦路斯绑票案的资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986年发生的。可能那时你还没出生。不过，尽量帮我找一下。”

    他挂掉了电话，耐心地等着。五分钟后，一个名叫尤西的人来到沙姆龙简陋的办公室。他拿着一捆资料：“对不起，头儿。那个女孩儿是新来的。您想要看这个吗？”

    沙姆龙伸出手去，像个乞丐一样。

    这件事不值得沙姆龙骄傲。那是1986年的夏天，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