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她离开客厅，走上楼去。加百列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坐在他旁边沙发上的基娅拉把手伸出来，放在他胳膊上。

    安东内拉·胡贝尔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沓已经泛黄的信。她拿起这些信，让加百列和基娅拉看到，然后说道：“在和我父亲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她写了这些。她还把这些信的复印本给了本杰明·斯特恩。这就是你朋友被杀的原因。”

    她坐下来，把信纸放在腿上，开始大声念起来：

    我叫瑞嘉娜·卡尔卡西，出生于奥地利边境附近一座名叫布鲁尼克的山村。家里一共有七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也是唯一一个女孩，因此命中注定我要成为一名修女。1937年的时候，我来到修道院，并许下誓言，成为了“圣乌尔苏拉之令”的一员。之后，我被派往圣心修道院，那是位于布冷佐奈加尔达湖边的一家乌尔苏拉会的女修道院，我在一所天主教学校教女孩子们学习。那时，我十八岁。

    我当时对自己的职业感到很满意。修道院是个漂亮的地方，坐落在湖岸边。那里原来是一座城堡。即便是战争打响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多少改变。虽然当时食物短缺，但我们每个月都能收到足够的供给，总是有足够的食物。我们还经常把多余的物资分给布冷佐奈一些贫困的人。我继续履行着教书的职责，给那些在战争中遭受不幸的灵魂以慰藉。

    1942年3月的一个晚上，晚饭过后，院长向我们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她通知我们，未来的三天里，梵蒂冈权威机构和德国高级代表团将在我们的修道院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他们之所以会选圣心女修道院作为会址，是因为这里很僻静，设备也比较齐全。她说，如此重大的会议在这里举行，我们大家都应该为此感到骄傲。事实上，我们确实感到很高兴。院长说，这次会议的主旨是下达关于尽快结束战争的教皇精神。然而，上面给我们发了命令，说禁止我们在修道院以外的地方谈及这次会议。就连我们自己人之间也不能谈论。不必说，那天晚上，我们兴奋得没有睡觉。大家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很好奇。

    因为我在奥地利边境附近长大，所以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还很了解德国的食物和风俗，院长让我负责会议的准备工作，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有人通知我，那些人要在这里用餐，然后再处理手头的事情。在我看来，在这种场合下，我们那间餐厅太普通了，于是我提出建议，用餐和会议地点应该选在我们的公共休息室。那间屋子很漂亮，有一个大石砌壁炉，在那儿还能欣赏到湖水和多洛米蒂山的美丽景色，是一个心旷神怡的地方。院长同意了我的提议，并允许我在屋子里布置些我觉得妥当的家具。晚餐将摆在一张靠窗的大圆桌上。会议将在壁炉前一张边角打磨光滑的长方形桌子上进行。我想把所有事情都预备到完美。一切准备妥当之后，这间屋子确实漂亮了许多。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死亡和毁灭，一想到我也能为结束战争做些事情，心里真是激动极了。

    会议的前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大批食物：火腿和香肠、面包和意大利面、听装鱼子酱、瓶装的优质红酒和香槟，这些是我们大多数人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的，更别说打仗的时候了。第二天，在其他两名修女的帮助下，晚餐准备好了，我觉得这应该能符合罗马和柏林客人的口味。

    本来，按照预定的时间，德国代表团的人应该在晚上六点到达这里，可由于大雪的原因，所有人的行程都延迟了。八点半的时候，第一批到场的是梵蒂冈方面的人，总共有三个人：梵蒂冈教廷国务院的塞巴斯蒂安·洛伦齐主教，还有他的两名助手，菲利斯神父和曼奇尼神父。塞巴斯蒂安·洛伦齐先看了一眼将要举行会议的房间，然后带着我们到旁边的小教堂去做了弥撒仪式。做完弥撒之后，在离开小教堂之前，他也和院长一样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