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的脑袋埋在你那幅什么韦切利奥里吧。我会再派个人接替你。”

    “你知道我是不会把她放在你手里的。”

    沙姆龙迅速改了语气，准备妥协：“你超负荷工作太久了。你脸色不太好嘛。我还没忘了当初的情形。休整几个小时吧，别去管尤瑟夫，他不会跑掉的。兜兜风，清醒清醒头脑。我需要你的最佳状态。”

    回伦敦的火车上，加百列进了厕所，锁上了门。他在镜子前站了很久。眼睛周围又添新皱纹了，他的嘴角紧绷，下颚上的骨头嶙峋，如同刀割过一般。眼圈黑了，像是被煤灰弄脏了。

    “我还没忘了当初的情形。”

    “黑色九月”行动后，他们都出现了一些症候：心脏问题，高血压，皮肤出疹子，慢性感冒。杀手受的苦最多。罗马的第一次任务后，加百列发觉自己再也睡不好觉了。每次他闭上眼，就会听见子弹撕破皮肉击碎骨骼的声音，看见红酒和着血污溅在大理石地板上。沙姆龙在巴黎找了位大夫，是个志愿特工，他给了加百列一瓶强效的镇静剂。短短数周的工夫，他居然对药物上了瘾。

    药物和紧张焦灼使加百列露出老态，令人咋舌。他的头发变硬了，嘴巴皲裂，眼睛的颜色犹如烟灰。他额头处的黑发变灰了。当时他只有二十二岁，看上去却至少有四十岁。他回到家，莉亚几乎认不出他。他们做爱的时候，她说好像在同另一个男人做爱——不是老年版的加百列，而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他向脸上泼了些凉水，用纸巾用力地擦着，然后再一次审视自己的影子。他仔细思量着世事的连锁效应。一环一环，命运的奇异轮转，一步一步将他引领到了眼下的处境。如果没有希特勒，没有大屠杀，他的父母就会留在欧洲，而不是流离失所，逃亡到伊茨雷埃勒峡谷的农村定居点。大战之前，他的父亲是慕尼黑的一位平易无争的历史学家，母亲是布拉格的一位天才画家。他们都不适应定居点的集体主义生活，也不适应锡安主义者对体力劳动的热情。他们对待加百列，好像对待一个迷你版的成年人，而不是一个和大人有不同需求的男孩子。他不得不自己给自己寻开心，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他最早的童年记忆，就是他家在定居点的两个小房间，父亲坐在椅子上看书，母亲在画架前作画，加百列坐在他俩之间的地上，用粗糙的积木搭房子。

    他的父母讨厌希伯来文，于是他们自己教他，教的都是他们熟知的欧洲语言，德语，法语，捷克语，俄语，意第绪语。加百列将它们全数吸收。除了这些欧洲语言，他还学会了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从他的父亲那里，他继承了精准无误的记忆力；从母亲那里，他继承了无法撼动的耐心和对细节的关注力。父母对集体生活的厌恶，使他变得孤傲，像一匹离群的狼。父母既然是世俗的不可知论者，儿子也很难培养出犹太教的道德感和信念。他偏爱远足，而非足球；偏爱读书，而非农艺。他很怕弄脏自己的手，怕到近乎病态。他有许多秘密。他的一位老师对他的描述是：冷漠、自私、缺乏感情，却又绝对聪颖。为了对付欧洲的恐怖分子，阿里·沙姆龙要为新一轮的谍报战斗招募战士，他相中了这位伊茨雷埃勒峡谷的男孩子，因为同《圣经》里的大天使一样，加百列不但与他有相同的名字，也具有他那种非凡的语言天赋和所罗门一般的耐心。在他身上，沙姆龙还发现了另一项颇有价值的个性特征：杀手的冷酷寡情。

    加百列出了厕所，回到座位上。窗外已经是伦敦东区的景象，一排排破旧的维多利亚式库房，玻璃窗都碎了，墙砖也破损了。他闭上眼。“黑色九月”行动中，还有一样东西导致了所有人的病症：恐惧。他们在前线越久，暴露的危险越大。不仅会被欧洲各国的情报部门发现，更会被恐怖分子发现。“黑色九月”在马德里谋杀了一名情报员后，这个道理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