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都是好人。他们两年前就分开了，然而只要是和孩子相关的事情，离婚的两人却会出人意表地团结一致。

    莎拉说：“你可以帮我查个电话号码吗？我想让他们去艾摩利见一个朋友。他对初期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实验。”

    莎拉一边推开办公室门，一边说了个名字。奈丽已经把莎拉的公事包摆在她的椅子边，并将一杯咖啡放在她桌上。杯子旁边正是她刚才提及的传真。那是乔治亚调查局帮西碧儿·亚当斯所做的血液报告。尼克在最上面用潦草笔迹写了些致歉的话，表示自己整天都要开会，不过他也明白莎拉想尽快知道检验结果。莎拉将报告读了两遍，弄懂意思的同时感觉到胃在剧痛。

    她坐下来，靠在椅背上，环顾自己的办公室。她在这里的头一个月可说是乱得一场糊涂，但情况却和在葛雷迪医院截然不同。等她开始适应较缓慢的步调时，大概也过了三个月。耳朵痛和喉咙痛的病患很多，病情重大的孩童却很少送到这儿来。那一类的个案都送往奥古斯塔那边的医院。

    第一个把自己小孩的照片送给莎拉的家长，是黛瑞·哈普的妈妈。后来有更多的爸妈跟进，于是很快地，莎拉开始用胶带把照片贴在办公室墙壁。拿到第一张照片之后过了十二年，如今小朋友的照片如壁纸般贴满了她办公室墙上，而且还蔓延至洗手间里面去。她随便往哪个方向瞄一眼，任何照片中的小孩她都叫得出名字，而且也记得每个人大部分的病历纪录。有些小孩都已经长大为青少年了，都还会回诊所找莎拉看病，她会告诉他们，十九岁的年纪应该可以挂家医科了。其中有几个听了还当场哭出来。莎拉自己也有几次激动得泣不成声。由于她没办法有小孩，所以她常发现自己和病人发展出强烈的情感。

    莎拉打开公事包要找病历，视线却停在她先前收到的那张明信片上。她盯着照片中艾摩利大学的大门口。莎拉还记得接受入学信函从艾摩利寄来的那一天。北部有好几所名校都愿意提供她奖学金，但是去念艾摩利一直是她的愿望。她的良药就在那里，况且莎拉无法想象自己有办法离开南部去别的地方住。

    她把明信片翻转过来，手指头掠过那一排打字工整的文句。自从莎拉离开亚特兰大之后，每一年差不多在四月中旬，她都会收到一张像这样的明信片。去年的明信片是从“可口可乐世界”寄来的，上面的留言是：“他把全世界抓在自己手中。”

    电话的扩音器突然传出奈丽的声音，把莎拉吓了一跳。

    “林顿医生？”奈丽说，“鲍威尔一家到了。”

    莎拉的手指头停放在红色的答复键上。她把明信片放回公事包，然后说：“我马上出来见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