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情。无情地压在他身上的那具躯体在同一时间变得又轻又重；扼住他喉咙的手变得又紧又松。那个人发出了一声低吟，好像有某种无法忍受的痛苦。这时，莫尔斯用膝盖轻而易举地把他顶开了。那个人蹒跚地退向塔楼的一侧，疯狂地把手伸向最近的垛口，想支撑住自己。但是他的冲击力太大了。他的右手撞上去寻找支撑的时候，砌石立刻崩塌了；他头朝下从护墙上栽了下去。

    然后，莫尔斯听到的是他的身体翻滚着摔向下面很远处的地，恐怖的“吆哦”声逐渐变弱，最后是一声沉闷的巨响，然后是那些经过塔楼下面的人发出的惊声尖叫。

    刘易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手里抓着一只长柄黄铜烛台的顶端。“您还好吗，长官？”

    莫尔斯还躺在那里，欢快地大口呼吸着令他陶醉的空气。手臂的疼痛就像极端的牙痛，他摊开双臂，躺在微微倾斜的屋顶上，好像被钉上十字架的人。

    “您还好吗？”现在是另一个人的声音，一个更加温和而柔软的声音，然后冰凉的细长手指贴在了他汗涔涔的额头上。

    莫尔斯点了点头，抬起头来看着她的脸。他看见一缕秀发轻轻搭在她的脸上，鼻子两侧有些淡棕色的雀斑。她跪在他的身边，大眼睛里闪耀着快乐的泪花。她把他的头枕在自己的胳膊上，紧紧地搂住他，莫尔斯感觉时间好像过了很久很久。

    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从塔楼上慢慢走下来的时候，她只在前面带了很短的一段路，他们的手还是紧紧相握，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说。几分钟之后，刘易斯看到他们坐在圣母堂的后排座位上，她的脸庞还留着泪渍，欣慰地枕在他的肩上。他们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刘易斯看到了两个人在塔楼顶上，然后拼尽全力爬下了五层楼梯，在一楼的化妆品柜台撞到了几位挡着路的年轻女士，最后像某个挫败的复仇之神一样，不停地用拳头重重地砸着北门。他知道那个女人还在里面，但是他觉得她可能出了什么事；他绝望地把一块大石头砸向最低最顺手的那扇窗户，既是为了让她听到他的声音，也是为了制造可能的入口。女人听到了。门打开了，他从圣母祭坛上抓起一只烛台，然后冲上塔楼的阶梯，一步三级台阶地跑到塔顶之后，用尽全身力气把烛台砸向这个袭击莫尔斯的大胡子的后背。

    刘易斯出来的时候，两位当值警察已经到了现场。一圈人站在四五码开外的地方围住死尸，救护车已经从拉德克里夫医院出发，正在沿着圣贾尔斯路鸣响警笛开过来。刘易斯从祭衣室的挂钩上拿下一件法衣，把它盖在尸体上面。

    “您知道他是谁吗？”一位警察问道。

    “我想是的。”刘易斯说。

    “你还好吗？”驼背的法医是第三个问出同样问题的人。

    “很好。去里维埃拉待几个星期就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哈！他们都这样说。不管什么时候，我问我病人他们的父母是怎么死的，他们都会说同样的话——‘哦，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要是感觉不好会告诉你。”

    “你知道的，莫尔斯，每个人这辈子至少都会生一场大病——最后一场。”

    嗯。这是个好想法。

    刘易斯回到了教堂，外面的事情基本准备完毕，“您还好吗，长官？”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莫尔斯说。

    鲁思·罗林森仍然坐在圣母堂的后排座位上，目光茫然地盯着前方——平静、沉默而消极。

    “我去送她回家。”刘易斯平静地说，“您就——”

    但是莫尔斯打断了他。“恐怕她不能回家。你必须把她带回局里。”他深吸了一口气，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被捕了，而且我要你亲自给她录口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