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而感到非常懊悔，但是我一直后悔没有答应做他的情人。这些事实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我说出来，只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事情开始变糟，而不是要为自己在即将发生的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任何开脱。

    我现在得谈谈钱。失去了那份还算丰厚的工资，我们的生活就必须精打细算，母亲认为，既然我在高级教育证书经济学的考试里得了及格分，我就肯定能有足够的智慧和才能去打理钱财。因此，很快我就完全了解了我们的全部财务情况，我的母亲很快就欣慰地把全部责任交给了我。

    房子没有问题，因为我父亲在房子上设定了组合按揭和人寿保险。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这房子太大了，但是现在的市价是父亲二十五年前购买时候的十倍，而且他去世之后房产归我们所有。当时我母亲的各种股票还有两千英镑左右的可变现市值，我自己在劳埃德银行的储蓄账户里也有八百多英镑。除此之外，我的母亲还有一小份遗孀养老金，这是父亲当时在出版社办理的保险，从这时候开始，我还向社会保障部申请了一份赡养津贴。随后的十年里，我在家里接了不少打字的活——大部分是博士论文或者文坛新星的手稿之类。

    所以我们的生活还算安稳舒适。接着，两年前股市暴跌，我听从别人的劝说，抛出了母亲的全部股票，换回不到五百英镑。

    其实只要我再持有六个月，一切都会好起来，至少远没有这样糟糕，但是当时人们都很害怕股市完全崩盘。后面几个星期里股价跌得更低，好像我这样做是明智的，但是其实是我被误导而做了灾难性的决定。

    我尽量不把这些告诉母亲，其实这也不难。

    她对金融事务一窍不通。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精打细算地用好自己的一点点钱，而且从来不让母亲操心或是过分关注这类事情。父亲去世之后，责任的重担都落在了我纤弱的肩膀上，我的母亲满心希望一切都好。如果让她担忧，我就会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羞愧。我随后决定（要记住这只是两年之前）把我们剩余的全部资产用在一项我认为不错的投资上。我已经提到过，我们的房子住两个人实在太大，我对此也有自己的计划。我们可以把房子分成两部分，母亲和我住在一楼，另外一家住在二楼。我想把前厅分割一下，这样楼梯就可以直接通往完全独立的居所。楼上已经有厕所和淋浴间了，主要的改建工程只是楼上的厨房水池和楼下的淋浴房，还有第二扇前门，这样就不需要共用钥匙或者门铃，而且没有邮件投递的问题。圣弗里德斯维德教堂的一位朋友（是的，我马上就会提到）为我做了一份简洁的小方案，得知不需要申请规划批准之后，我开始询问工程预算。虽然报价高得惊人，但是我认定我们可以接受报价最低的一千五百英镑。所以我继续下去，几个月之后工程开始了，大堆的沙土和建筑木板出现在前门的车道上。事情进展都很顺利，直到去年二月，母亲收到了一位老朋友的来信，她听说在瑞士有一家很棒的诊所，专门治疗并且照看多重硬化症的病人。虽然没有保证什么神奇疗效，但是有很多满意的病人都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随信寄来的宣传册上包括了三星期疗程的全部细节，还有诊所的彩色照片，诊所俯瞰图恩湖，背后是阿尔卑斯山积雪的山顶，还有山麓上生机勃勃的虎耳草和火绒草。花费是六百三十英镑，包括希思罗到巴塞尔的往返机票和往返诊所的交通费。我之前一直不清楚金钱有多么残酷无情，如果我有这笔钱，母亲就可以去。如果我没有，她就不能去。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我比较怀疑母亲的病能否治好，但是那家诊所明显声誉很好，而且我知道母亲出国一段时间会有好处。她已经有十八个月没有离开过家了，甚至经常懒得起床坐到她的轮椅里。但是现在，很多年来第一次，她自己下定了决心。她想去那里，而且对此充满期待。她真的去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