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回头扫了一眼，看到韦尔·丘吉尔正坐在法庭的后面，胸有成竹，自命不凡——这是个一心追逐名利的男人，他需要一些有罪判决来帮他占据头把交椅。如果她想赢得这个案子的话，就必须搞定这个男人。到目前为止，成功的可能性看起来比较渺茫。

    “通过对犯罪现场的仔细检查，得到了一些线索。首先，是树上、蓄水池周围混凝土上的一些痕迹，表明驾车者——不是基德先生——在开车驶过篱笆前，曾下车移动了它。然后，又把篱笆放回原位，让它看起来像完全没有动过。显而易见，基德先生不可能这样做；其次，是脚印——或者说是部分脚印——就在这片区域，有一个39码运动鞋留下的鞋印——这与凯瑟琳·沃尔特斯家找到的运动鞋的尺码和款式相同；并且，还有一个你们能想到的最确凿的证据，就是……”

    马修·克莱顿停顿了一下，像某个节目主持人似的，调动着人们的好奇心，依次与每一个陪审员的目光相遇，确保引起他们的充分注意。

    “几根头发，一束女性的头发。它们缠在篱笆附近找到的一个蓝色皮筋头花上面。经过DNA分析，证明这些头发与从被告凯瑟琳·沃尔特斯身上取下的头发相符。你可能会认为，证据十分确凿。如果凯瑟琳·沃尔特斯与谋杀大卫·基德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她的头发怎么会在这个被遗弃的燃料坑附近呢？”

    大家轻轻地倒抽了一口气，十二个陪审员的目光，立刻齐刷刷地转向了凯瑟琳，她坐在被告席上，脸色苍白，但神情无畏。萨拉想，她肯定感觉到了，有如一团烈火在她的身体里燃烧——又或者是寒意，正慢慢吸取着她的生命力。

    这确实是个致命的问题。那个头花可能会让凯瑟琳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而且，克莱顿介绍得恰到好处——正是他侦探故事里的致命线索被提及的方式。陪审员们会喜欢，就像丘吉尔喜欢它一样。在与凯瑟琳一起召开讨论会后，萨拉曾给特里·贝特森打过电话，询问他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他们在河边的一个长凳旁碰面。过去的几个月里，萨拉与鲍勃之间的冲突逐渐平息，因为他似乎把热情都投入到了他的新工作里，她与特里的关系也已经差不多恢复到以前那种职业性的友谊。稍微令她遗憾的是，他几乎没有试图让这种关系再进一步。他看起来太沮丧了，不敢再进行尝试。

    大卫·基德的审判失败了，接着是凯瑟琳·沃尔特斯因谋杀大卫而被逮捕和起诉，这一切既削弱了特里对警察局的信心，也削弱了他对自己的信心，而前者是一个致力于维护正义的组织，后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警探。如果凯瑟琳·沃尔特斯确实杀死了大卫·基德，那么，这与他的过错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如果她是无辜的，就说明有人，用某种方法，捏造了不利于她的证据。

    “我决不会相信会是她干的，不管动机是不是完美。”他们见面时，他这样对萨拉说，“我的意思是，首先，她这个年龄的女性，怎么可能接近大卫？他憎恨她，宁可绕道也要避开她。如果是谢莉的父亲或者是另一个女儿还说得过去。但是，他和情妇待在一起，而她在美国。因此……”

    “必定是凯瑟琳了？”

    “是的，丘吉尔是这样说的。但是，也很可能是别人，对吗？我是这样对他说的。某个吸毒者或妓女，比如琳赛·米勒，就是那个被谢莉发现跟他上床的女孩；他曾经欺骗过的某个男性朋友或生意伙伴——确实可能是任何人。这个哥们儿就是自然界中生活在池塘里的某种小生物，你可以在任何石头下面找到他。但是，我无法插手这个案子，而那个巧舌如簧的韦利，他不想知道这些。如果要追查像他这种人，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资源。然而，如果是要立案起诉凯瑟琳·沃尔特斯——刚好！两全其美，而且肯定能上很多报纸的头版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