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这件事上我判断错了。他是个出色的特工。

    “他仍是不遮不掩地夸夸其谈，却很有技巧地化用为一种虚实结合的诈骗术。因为残疾，特务机构没有让他进去，但是他自己在铁路部门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不用多久，他就排除万难，坐上了一个有实权的位置，截获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比如部队派遣和军火运输的目的地和时间等方面的详情。自此之后，他就能汇报投弹的成效了，还能精确查明关键目标。他是个非常厉害的指挥员，我觉得正是这个专长救了他。他在铁道部门做得很好，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几乎没有任何污点。因为表现杰出，他们甚至给他颁发了市民勋章，我看，盖世太保是因为这个，而很识时务地把他的档案扔掉了。

    “戴尔特有一套跟浮士德看法一样的理论。自己一个人闷着头想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把想法有效地付诸实践才行。他经常说人类最大的错误就是区分灵与肉：如果规定没有被践行，那么它就不存在。他老是引用克莱斯特的话：‘假如所有眼珠子都是用绿玻璃做的，又假如所有看似白色的东西其实都是绿色的，那么谁更聪明一些呢？’诸如此类的话。

    “就像我说的那样，戴尔特是一个出色的情报员。他甚至能做到在适宜飞行的晚上为轰炸机安排运送特定物资这一步。他有自己的办法——那种能够胜任情报工作的天赋。想像这种局面还能延续下去似乎是很荒唐的，我们投弹的范围总是非常广，要是把这些工作全都交托给一个有二心的人，那是很幼稚的——更不用说戴尔特这种人还挂着藏不住话的臭名声。

    “需要我去跟他打交道的那部分工作挺简单的。戴尔特跟以前一样需要到处跑——他有一份特殊的护照可以畅通无阻。跟其他情报员相比，我们的通讯就是儿戏。我们会时不时地碰个面，在咖啡馆里说上几句，或者他会开公家的车来接我，载我沿着主干道开上六七十哩，装成送我一程的样子。但更多的是，我们乘坐同一列车，然后在过道里交换公文包，或者到剧院存包，然后交换存包处的票据。他很少会给我传递命令的原始文件，而只给复写版。他会让秘书做很多事——他会叫秘书专门做好收集工作，好让他每隔三个月便能在午饭时间把文件都倒进公文包，以作‘销毁’。

    “好了，到1943年，我被召回来。我猜那个时候我做生意的掩护身份不太行了，而且我也已经变得有点过气了。”说到这里，他从吉勒姆的盒子里取了一根香烟。

    “但不要把戴尔特给忘了，”他说，“他是我最好的情报员，但不是唯一的一个。我自己有非常多令人头痛的事情——跟其他事相比，管他还是很轻松愉快的。战争结束之后，我从继任者身上打探戴尔特以及其他人的遭遇。他们有些人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重新安定下来，有些人就慢慢回到破败的家乡。根据我的推测，戴尔特拿不定主意。俄国人还待在德累斯顿，毫无疑问，他放心不下。最后他还是回去了——他真是只能走这一步了，因为他母亲的原因。无论如何，他讨厌美国人。而且，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后来我听说他在那边开始干出一番事业来。战争年代所积累的行政经验让他在新德国找到了一份政府工作。我认为他反叛的名声以及他的家庭遭受的苦难给他扫清了障碍。他肯定干得挺出色的。”

    “为什么？”曼德尔问。

    “直到一个月前，他才来这边管理钢铁代表团。”

    “还不止，”吉勒姆快言快语道，“事情还没全部浮上水面，曼德尔，今天上午省得你又到韦布里奇走一趟，我直接去找了伊丽莎白·皮基恩。这是乔治的主意。”他转向史迈利：“她有几分像莫比·迪克，对吧——食人大白鲸。”

    “然后呢？”曼德尔问。

    “我给她看